中共建黨與建制在政治經濟制度的諸多方面模仿俄國共產黨和蘇聯模式，民主的解釋也受到蘇共的重要影響。在冷戰前期，中共屬於蘇聯陣營，侵入了朝鮮半島，與聯合國軍（美軍為主力）作戰，也參與了蘇聯陣營與西歐和美國陣營有關民主問題的論戰。回顧兩個陣營在民主制度方面的差異以及關於民主話語的競爭有助於瞭解民主的語意以及在它在國際關係中的演化軌跡。

蘇聯和美國在二戰中是盟友，戰後在被納粹德國和日本佔領過的歐洲和亞洲國家都有駐軍，以此形成了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對峙的兩大陣營（蘇/美或東/西方陣營）。 以歐洲為例，美國主要通過佔領—重建—駐軍模式，形成勢力範圍，美國陣營的國家以往不少曾實踐過部分民主機制，並有相關政治文化，戰後分別實施了不同類型的代議制度：議會共和制、半總統共和制和君主立憲制。這些制度主要特徵是定期的自由選舉，由此產生議會，不會產生只有一個政黨執政和壟斷權力的情況，在1950-70年代，共產黨或有類似意識形態的政黨在西歐國家議會選舉中（北歐情況類似）獲得不少議席，在法國曾參與聯合政府，在義大利（地緣上是南歐國家）議會中曾成為第二大政黨。

與美國相比，這些國家最高行政當局的權力更小，議會制約更有效; 憲法法院和最高法院法官的產生與美國類似，不是由公眾選舉產生，而是通過政府、議會或特定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和任命，司法保持某種程度的獨立性; 公民結社、表達和和平集會權利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在經濟上，與美國典型的自由市場經濟體不同，這些歐洲國家實施市場與計劃混合經濟; 國家直接擁有或經營與民生相關的企業，尤其在醫療、教育、養老、育兒、住房等公共服務領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國家支援，特別是國家的幫助程度和全民覆蓋方面，北歐程度高，西歐南歐略低，均高於美國。

雖然美國受到羅斯福新政影響，也有一定程度的社會福利，但是由於社會分層多與貧富差距大，在此方面與蘇聯陣營對比，不如西歐（英國和荷蘭除外）和北歐與蘇聯陣營對比更有說服力。這些西歐和北歐國家逐漸發展為共同的經濟政治共同體（後來的歐盟），形成內部市場，一直與美國保持政治、經濟上的緊密關係。在軍事上，西歐和部分北歐國家都是北約成員，由於冷戰格局，美國主導北約，它不僅對成員國提供軍事保護，而且也以軍事凱恩斯主義體系綁定了這些成員國，導致至今歐盟絕大部分國家和英國在軍事防務結構性上過分依賴於美國。

蘇聯通過佔領—控制—兼併（波羅的海三國）的方式，在東歐和中歐國家建立了蘇聯模式，審查以往的民主論述，以一黨控制行政、議會和司法，剝奪公民基本權利。在1989年以前，蘇聯陣營中沒有一個國家舉行過一次全國範圍的自由選舉; 在經濟上，實施集權的指令計劃經濟; 通過軍事組織華約控制成員國，蘇聯以經濟互助委員會安排它的工業包括軍事工業優先發展，其他國家主要分工承擔輔助性產業，對成員國進行全面政治監控，以蘇聯意識形態為正統，成員國成為完全依附於它的衛星國。在軍事上，蘇聯建立華約與北約對峙，剝奪了這些國家人民決定自己制度和退出共同體的權利。

冷戰時期對峙兩大陣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模式。雙方在意識形態方面以簡化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與列寧主義和史達林式的集體主義對峙。民主話語作為主要的競爭內容。美國陣營以「自由」和「民主」區分「奴役」「專制」的蘇聯陣營，以「山巔閃耀之城」（shining city upon a hill）和「民主燈塔」（a beacon of Democracy）自詡，吸引對方陣營民眾。而蘇聯將西方陣營標定為「資產階級民主，金錢統治的假民主—金主資助政客，選舉是富人的遊戲」，自稱「它是最民主的國家，工人通過蘇維埃掌握政權」，並將「一黨專制」包裝為「全體人民團結在黨的領導下，沒有階級對立」，同時，以馬克思主義詞語吸引對方陣營的左翼。

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廣泛傳播，蘇聯鎮壓匈牙利起義和布拉格之春，中共的六四屠殺，都曾使當時的西方社會對蘇聯和中共制度有所認識，這些國家的左翼在內部政治影響力也一度下降。同時，美國政府在世界範圍內更重視戰略盟友是否穩定親美，而不在乎這些盟友是否獨裁，並與軍事政變推翻了民選政府建立盟友關係，以此與蘇聯在全球進行戰略競爭。對冷戰雙方而言，民主詞語取決於在國際上是否可以構成戰略話語，這導致了雙方主導國際語境中民主語義的虛化。

※以下請讀續篇《當下國際關係中的利益驅動、民主話語的虛化——紀念1989年民主運動36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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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1989年民主運動36周年(下)：國際關係中的利益驅動、民主話語的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