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的擴張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次又一次看似「合理」的人事安排、一次又一次「為了社會穩定」的政策轉變——悄無聲息，卻步步緊逼。

四月初，前國安處處長周一鳴正式接任香港警務處處長的消息一出，筆者的朋友圈一片沉默。無需驚訝，這種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情緒——不是平靜，而是憂心、無奈、甚至某種習以為常的絕望。

作為一位現居台灣的香港人，筆者向身邊的台灣朋友提起這位「國安背景出身」的新任警隊一哥時，他們第一反應是：「咁之後係咪連呼吸都犯法？」這種半開玩笑的反應，倒比筆者這種對香港新聞漸漸無感的姿態，更為尖銳。畢竟，對台灣人而言，「國安」意味著的是壓制，而非保障。而對香港人來說，則更是代表着一段深痛記憶的延續——自2019年之後，國安已不再只是中央政府的口號，而是深深嵌入制度之中的現實。

回顧周一鳴的升遷路線，幾乎可以視為香港警隊「國安化」的最佳範本。他於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擔任要職，負責監督警方行動，其後出任國安處處長，負責執行《香港國安法》。如今由他接任全港最高警務職位，其象徵意義不言而喻——不僅是對過去鎮壓示威的「嘉許」，更標誌着國安邏輯正式主導香港治安系統的全面運作。

香港警務處長周一鳴。(圖擷自YouTube)

《BBC》在報導中指出，周一鳴上任後強調會「持續打擊恐怖活動、煽動行為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勢力」，顯示出未來警隊不僅僅是維持治安的機構，更是政權維穩的前線力量。從執法邏輯來看，警隊將不再只是針對罪案，而是以「政治風險」為判準，對社會進行篩選與壓制。

這種「國安體制化」的警權升級，不僅體現在人事任命，更已深入制度層面。自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言論自由持續收窄，社會運動幾近消聲；而近期《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計劃更使這一趨勢雪上加霜。《法新社》評論指出，這條法律將涵蓋更多「間諜」、「叛國」等罪行，其定義模糊，賦予警方及律政司幾近無限的解釋空間。

換句話說，未來任何異議聲音，不論是街頭抗爭還是網上留言，皆可被視為「危害國安」而遭拘捕起訴。而在周一鳴任內，這樣的執法節奏只會更快、更狠、更無懼國際觀感。

香港大學法律學者陳文敏曾警告：「當國家安全成為至高無上的價值，其他自由與權利將逐一犧牲。」而今這一預言，已然成真。香港的法律制度，不再以保障個人自由為優先，而是以保護政權安全為根本。

作為一位離散港人，筆者現居台灣這個仍有自由空氣的地方，望向香港的變化，有時甚至會產生一種難以言喻的陌生感。那不再是筆者所熟悉的家，而是一個被徹底重塑的政治機器。

有朋友傳來新一屆「國安教育」課程內容，要求小學生理解《國安法》，中學生需參與升旗禮與「愛國知識比賽」。筆者苦笑，說不定下一步就會有「全民舉報平台」或「學生檢舉教師制度」。朋友冷回一句：「唔使等，其實已經有。」

這樣的香港，已經與筆者當年在雨傘下撐傘的那個城市完全不同。當年人們仍相信制度可以修補，仍願意以和平抗爭換來改革；而今天的現實，卻是所有反對聲音的消失。

更令人擔心的，是極權的「日常化」。當新聞報導已不再引起驚訝，當「國安處處長升任處長」成為理所當然，這正是極權最可怕的成功——它讓人對壓迫麻木，對自由的流失無感。

筆者不禁想起，一位年輕台灣朋友聽完上述描述後問：「你哋香港人係唔係已經唔敢講自己係香港人？」那一刻，筆者愣住了，因為這個問題本身，正是痛點。

港人是否已經接受「香港人身份」的流失？是否已經接受對自由的壓抑是「無可奈何」的命運？是否已經放棄了去記得——曾經的香港，是一個可以自由討論、自由遊行、自由批判政府的地方？

在這個記憶被篡改、歷史被重寫的年代，最重要的不是反抗，而是記住。

記住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曾站在街頭；記住誰曾用鎚仔敲醒我們，告訴我們「光復香港」不是口號，而是意志。記住今日香港之所以如此，不是天災，而是人為。

極權可以壓制行動，但無法刪除記憶。記憶，是極權最怕的東西；而我們，唯有記住，才能抵抗。

周一鳴上任，代表的是警權的再升級，也是極權的新階段。但這亦可視之為一個提醒：人們不能停止反思，也不能停止記憶。

即使無法返回當年的香港，也不要忘記，自己曾經是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