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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i 中央廣播電臺 
高菊花，阿里山鄒族人，她的父親是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但很少人知道，因為父親被誣陷為「政治犯」慘遭槍決，她的一生也因此被徹底改寫。為了養活九個弟妹，她放棄學業，成為一名歌手，又因被列入黑名單，被迫「接待」高官貴賓，這些難以言說的傷痕，在她過世9年後，即將透過紀錄片《禁錮的餘生》向外揭露。透過她生前勇敢在鏡頭前口述與國內外檔案解密，期盼揭開塵封的歷史，讓更多人認識高菊花這個人，而不僅僅只是高一生的女兒。
父親成政治犯 她的人生就此崩解
近幾年關於白色恐怖的研究與揭露，主要聚焦受難者的遭遇，高一生更是其中原住民菁英份子受難的代表人物。不過卻鮮少有人注意到，因為高一生的遭遇，他的長女高菊花究竟經歷了什麼？
高菊花：『(原音)因為我是跟別人不一樣，後面有一個黑的牌子，什麼時候槍斃都可以的人，我是真的那時候拼命的活過來的人⋯⋯。』
高菊花畢業於台中師範學校，任教於阿里山國小，1952年原本已經申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入學許可，準備出國，沒想到父親因政治因素被捕，年僅20歲的她，求學之夢中斷，被迫以藝名「派娜娜」，走進歌廳，以歌聲謀生，卻意外成名。但作為政治犯的女兒、又是女性、原住民，三重的弱勢身份，注定迎接她的是悲慘的人生。
高菊花是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因為父親被誣陷為「政治犯」慘遭槍決，她的一生也因此被徹底改寫。(野火樂集提供)
野火樂集負責人、資深音樂工作者熊儒賢2006年為了錄製高一生生前的作品《鄒之春神》專輯，曾在高一生次子高英傑的帶領下，前往拜會族人。熊儒賢記得，當時第一次見到高菊花，就非常震驚反問？「你是派娜娜嗎？」高菊花肯定回了她，因而開啟兩人一段情誼。
熊儒賢說，當時她只知道「派娜娜」是曾紅極一時的歌手，並不曉得她的本名是高菊花。或許因為有音樂的共通話題，讓高菊花願意卸下心防，聊聊在她身上所發生的事，談起父親高一生被捲入二二八事件中，遭羅織「匪諜叛亂」罪名槍決後，她的一生如何被天翻地覆地改寫。
雖然熊儒賢並非史料研究者，卻有直覺，覺得這些故事應該被記錄下來。她一度找來知名作家撰寫，但未能成事，幸好當時也找了導演沈可尚與盧元奇，於2009年拍下高菊花的口述影音，距離現在已經16年前的事了。
一直到現在，盧元奇始終覺得，高菊花的故事很不真實，卻又是那麽真實的存在。盧元奇：『(原音)難以想像會發生在真實的⋯我會遇到的人，通常你會以為那是在電影，或是在一本小說裡面才會出現的情節。』
高菊花年僅20歲時，為了養活弟妹，她放棄學業，成為一名歌手，且大受歡迎，但又因被列入黑名單，被迫「接待」高官貴賓，留下人生難以抹滅的傷痕。(野火樂集提供)
派娜娜背後，藏著不為人知的故事
儘管當時留下珍貴紀錄，但直到2016年聽聞高菊花過世，熊儒賢才決定為高菊花製作一張音樂影音專輯《派娜娜》，紀錄她的歌聲，也紀錄她的勇氣。
2020年影音專輯推出後，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到高菊花的故事，讓熊儒賢覺得，有必要好好用完整紀錄片的方式，為高菊花發聲，讓她的生命故事不被遺忘。這也是他們籌拍《禁錮的餘生》紀錄片的初衷，並找回當年拍攝口述歷史的沈可尚、盧元奇擔任導演，接續未完成的「使命」。
熊儒賢：『(原音)做完《派娜娜》影音專輯，我就覺得我自己也了一個心願，還她一張專輯，但後來就是覺得，欸，好像她的人生，其實她是高菊花耶，她日治時代又叫矢多喜久子，她的少女日記裡面她又叫Rosemary，然後她爸爸在獄中的時候覺得家運不順，又幫她取名字，改名叫芳梅。然後又覺得說，我們只有講她那個時候的「派娜娜」，好像就只有是我們認識她，然後我們用專輯的方式有點像致敬，是到了3年前，就覺得說，好像應該要從更多的地方去看高菊花。』
熊儒賢指出，高菊花在鏡頭前親口訴說她如何背負家族命運，為了生存進入歌壇，也談到自己因被政府列為黑名單，被迫「接待」高官貴賓，甚至還被要求「陪睡」波蘭共產黨高層。她直白地說，當時波蘭軍艦就是她「睡回來的」。
高菊花：『(原音)我在「雷蒙娜」唱歌的時候，看到一個海軍，穿便服的海軍帶外國人來，他跟我說，「我知道你家裡的事情，所以替我們做一個事，不然的話，不然他說要沒收我們的家產，我就一口就答應要做。』
就連蔣經國的兒子蔣孝文曾追過高菊花，而高菊花甚至一度動念要刺殺蔣孝文，熊儒賢都聽高菊花親口說過，而這些都在檔案中找得到資料佐證。
國家檔案局裡有高菊花被迫寫下自白書與自首證，但其實自首的結果，換來不是自由，而是長達30年的被監控、被迫噤聲。(野火樂集提供)
她的聲音 需要被記錄下來
最初聽到高菊花說自己悲慘的經歷時，當時她已經70幾歲，熊儒賢說她們當然會心疼，加上她的先生和兩個兒子也都是意外猝逝，就覺得這個女人的命運怎麼會如此慘？但畢竟牽扯歷史的內容，是個人單方面的說詞，他們並不確定有些記憶是否有錯置。
但命運就是這麼奇妙，發行《派娜娜》影音專輯後，作家林蔚昀看到她在影片中談到「被迫接待」波蘭軍官的片段。林蔚昀的丈夫正好是波蘭人，於是兩人回到波蘭的國家記憶研究院，循著蛛絲馬跡，沒想到真的從波蘭的檔案中，找回高菊花說過的那段曾被掩蓋的故事。
熊儒賢：『(原音)他們就往那個國家記憶研究院那個裡面再去探索，然後也花了蠻多時間的，那後來就看到，其實被我們政府⋯⋯就是叫派娜娜去陪睡的那個人，回波蘭以後，其實也有錄口供，他有把這一段就是在國家記憶研究院有紀錄翻出來。所以我們是兩邊的，所謂的對照了。』
不只如此，熊儒賢與團隊也從台灣國家檔案局，找到了1971年，高菊花「自白書」，以及高菊花低頭認罪簽下自首證，宣示效忠的檔案照片與資料，但其實自首的結果，換來不是自由，而是長達30年的被監控、被迫噤聲。這些後來陸續找到的「檔案證據」，也都收錄《禁錮的餘生》紀錄片中。
不是灑狗血 是真實的傷痕
紀錄片也訪問高菊花的弟弟與女兒，拍下她女兒第一次走進國家檔案局，看到母親自白內容時的神情，等於是帶著她的女兒慢慢走進母親的故事，發掘一些她原本也不曾知道的事；還有晚年照顧她的醫師，回憶眼中的高菊花，希望讓高菊花一生的故事，更為立體。
熊儒賢：『(原音)當你去看《禁錮的餘生》的時候，你其實從她的餘生看回她的一生。就是原來這些東西，她走了，現在(逝世)9年了嘛，明年是10年了，證據都出現了，我們不是要從政治的角度去切這個主題，但是她的命運是不是也是我們台灣女性，或者是台灣這幾個世代下來，我們看到一個活生生的一個身影，就是說，高菊花全部都是被逼的，就是她是被時代的命運，每一條鎖鏈都綁在她身上了，都不是她要的。』
高菊花又是怎麼看待她的一生？熊儒賢說，高菊花很愛她的爸爸，但也曾說過：「如果我不是高一生的女兒，我的命不會那麼苦！」
留下高菊花的故事 是這一代人的責任
熊儒賢強調，《禁錮的餘生》並沒有要灑狗血，因為所有發生在高菊花身上的事情都是「血」，整部片子也不是從單一視角看待高菊花，而是從一個女性、人權角度，從台灣的歷史，重新回頭看高菊花發生了什麼事，她又是如何拼命地活下來，就像納粹時代被凌虐的女性，高菊花的故事，也讓人看見母愛的堅韌與女性的力量。
《禁錮的餘生》目前正在嘖嘖募資平台，募集公益放映資金。熊儒賢坦言，從2023年開始為紀錄片籌資，政府的補助就屢屢失利，不少民間企業聽到白色恐怖也避之唯恐不及。但無論如何，這部片子一定要拍出來，讓大家知道，就如同一位觀眾看完特映會後所說的：「高菊花逝去的這些青春，還有過往的痛苦，我們賠不起，也補不回，至少知道她的故事，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
高菊花的一生斑斑血淚，她拼了命活下來，也用愛展現母愛的堅韌與女性的力量。(野火樂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