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中國網民不買單

同樣是在美國一流大學、同樣是畢業典禮致辭、同樣是中國留學生，說什麼話、做什麼事，真的是大有學問，結局也大不同。

必須強調，當中國的民族主義擁護者們將2025年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的中國留學生蔣雨融包裝成第一個在哈佛畢業禮上致辭的中國人時，這種明目張膽的篡改歷史令人憤怒。其實早在數年前，一位來自中國農村、以優異成績獲得哈佛大學生物系博士學位的留學生，就曾站在畢業典禮講台上，分享他兒時被毒蟲叮咬後被母親以燒燙創口的土法救治經歷；他在演說中希望未來可以讓中國農村的孩子接觸科學、能透過醫學改變在農村的家鄉。那是一段真誠、具體、深懷鄉土情感的致辭。

回望2017年，馬里蘭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楊舒平，主修心理學與戲劇，副修德文，在畢業典禮上表達了她對美國自由言論與學術爭鳴的熱愛，她在演說最後表示：民主自由和公共參與如同新鮮的空氣，必須捍衛。當時的中國人飽受霧霾痛苦，楊舒平在演說開頭提到自己帶了5個口罩抵達美國，但在下飛機的那一刻卻拿掉了口罩，因為空氣是甜美的。她的這番話捅了馬蜂窩，讓她承受了來自中國民族主義勢力的群體網路暴力：排山倒海地指控她「辱華」、譴責她捏造事實抹黑自己的國家，甚至稱她是「女漢奸」。楊舒平事件讓人看到了中國輿論場上的文革陰霾與極右翼民粹，大家也第一次見識到了小粉紅們無知無畏的本領究竟有多大。

八年後，在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以平民出身自居的蔣雨融身著傳統中國服飾、以深情的動作與悲戚的語調，在講台上發表了一段極具西方左派政治正確宣示意味的畢業演說。她高談多元主義和寬容，大談人類共同命運，提倡用溝通擁抱、道德想像與漂浮的普世價值來捍衛左派的共融主義，她以高大上卻極為不接地氣的抽象語言來讚美種族與國界融合，塑造一個「地球村」的理想國。這一次，中國倒是沒有人指責她賣國和辱華，中國的民族主義擁護者們認為蔣雨融展現了軟實力和魅力，大為讚揚。

但更多的中國網民不買賬。豪門偽裝平民，這是赤裸裸的虛偽，在美國左派中並不罕見。經常有白人左派冒充自己是黑人，包括著名民權領袖Rachel A. Dolezal。學者Baz Dreisinger曾在其演講《近似黑人：美國文化中白人冒充黑人的現象》(Near Black: White-to-Black Passing in American Culture）深入分析過這種現象，認為這種行為非常低下。同樣，偽裝平民，更是對平民的侮辱。

蔣雨融誇張的語調、矯揉造作的表演、過度做作的神情、空洞的演說內容，讓中國網民們紛紛去起底她的家庭身分和背景。她是中國綠發會（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英文簡稱CBCGDF）專項基金執行主任蔣志明的女兒。蔣雨融是由綠發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周晉峰，憑藉著綠發會國際部長期志工的身分推薦入讀哈佛。在此之前，她經歷了到英國讀中學、入讀美國杜克大學、再轉學哈佛的過程，姑且不論每年數十萬人民幣的學費，這一步幾乎都精於算計且恰到好處；所謂「志工」，也最終從左派的奉獻精神蛻化為入學身分標籤。

特權階層入場券：美國名校的海外招生制度

從楊舒平到蔣雨融，八年不算短，抗戰都打完了。但中國社會已經大不同。經歷了白紙運動的震蕩，經歷了疫情3年生活失落的苦痛，經歷了996牛馬（早9點上班、晚9點下班、每週工作6天、如城市牛馬）和內卷的掙扎，經歷了躺平主義的興起與洗禮，經歷了230萬天價耳墜對平民階層的羞辱，蔣雨融的演說除了感動美國左派和她自己之外，最多欺騙一下韭菜小粉紅，幾乎感動不了中國廣大民眾。人們在其中反而看見的是虛假和偽善。

在哈佛大學與美國政府司法大戰的風口浪尖下，蔣雨融的出現是精心策劃的表演。她的背後，是美國學界甚至社會中的左派精英與中國既得利益階層的深度連結。她所代表的不是草根與學術，而是身分政治的幻象和表達——將資本、精英特質與多元身份敘事相結合。這在哈佛大學等美國名校的海外招生中非常明顯。招生時，美國名校很注重申請者的家庭背景；他們試圖招收具有優異成績、公共服務精神、有社會實踐能力、有傑出人士推薦的申請者——表面看起來，這一切似乎在情在理。然而現實卻是另一回事，在東方、在中國，普通階層家庭的孩子忙於功課、父母忙於生計，是生活的牛馬。他們如何有可能讓孩子有更多的社會實踐和志工經歷？他們又如何有可能接觸到傑出人士來撰寫推薦信？優異成績、公共服務精神、社會實踐能力、傑出人士推薦，最終只是權貴階層的魔法與道具，是可以製造和粉飾的外衣，成為了這次哈佛大學2025畢業生代表蔣雨融的人生入場門票。

左派壟斷下的美國高校中，這種只顧仰望星空、一點不腳踏實地的招生制度，就是為何在過去20年中美國大學裡平民階層的中國留學生越來越少、權貴留學生越來越多的原因。這20多年，也是保守派逐漸在美國大學式微、左派開始當道的歲月。不禁感慨，反而是在日本這樣一個與中國有戰爭仇恨的國家，由於日本對外國留學生實行明確而簡單的嚴格考試甄選入學制度（包括文部省獎學金的選拔），沒有美國那麼多矯揉造作的入學機制，所以平民階層的中國人去當代日本留學的頗多——他們白天上課、晚上打工、辛苦而充實地度日。筆者認為，留日學生，或許和19世紀一樣，將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

中國網民對蔣雨融的憤怒是歷經無數社會不公後的情感疲勞和倦怠。他們對揚我國威、壯我國魂的愛國青年開始躺平。他們不再被這類精英化的左派敘事所打動，更不會被國家主義的愛國語言所共情。相反，中國網民會說：妳不代表我們！

與現實脫節：象牙塔中的左派想像

美國名校招生制度是左派理想在殘酷現實中遭遇諷刺的例子。但不僅是招生，當代歐美左派將他們在招生中的意識形態偏見無以復加地複製到整個世界。

美國保守派黑人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在《知識分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中指出，左派知識分子信奉「被聖化的構想」（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他們深信這個世界充滿偏見、壓迫、殖民與剝削，而知識分子有責任與政府、資本對抗，構建一個平等新國度。現實中，這新國度的最大敵人就是作為全球資本主義中心的美國。

所以我們總會覺得歐美左派似乎活在博物館或者是外星人。他們將生活浪漫化、將「受害群體」與「加害群體」不負責任地道德化和標簽化。他們毫無邊際地將「弱勢正義」推廣到一切領域。他們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嚴厲譴責，卻對哈馬斯挾持人質、利用平民作人肉盾牌的惡行視而不見。他們高舉「女性權利」大旗，卻對伊朗神權下女性遭受的壓迫沉默不語。他們譴責美國發展軍備，卻絕不譴責北韓發展核子武器，更對脫北者缺乏同情。歐美左派刻意迴避兩個基本常識：面對美國的強大軍力，伊朗政府和北韓當局是弱勢，但面對他們自己的人民時，這兩個政權絕對是強勢且罪惡滔天；其次，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固然可以被批評和檢視，但以色列尚且可以面對自身錯誤，而哈馬斯永遠不會。

左派要打破身分政治；但現實卻是，左派必須依靠身分政治來推廣他們的價值觀——例如大學教授、著名作家、知名導演、良心企業家等等。沒有了這些標籤，一個左派的工人只是nobody,連當左派的資格都沒有。左派與資本的聯動一點不比右派來得淺。但左派知識分子的悖論在於：他們批判現實世界的所有工具——教育資源、研究經費、言論平台、出版管道——恰恰源自他們憎惡的萬惡資本主義社會與自由市場。這和當年馬克思要依靠作為企業家的恩格斯賺錢支持來撰寫《資本論》是相同邏輯。左派學者們一邊享受著美國政府撥款和捐款，一邊又將這一切在道德上貶為剝削與壓迫。充斥美國大學人文研究領域的是解構殖民、批判全球化、敵視基督宗教、讚美東方主義……與日常生活的需要，距離遙遠。

左派知識分子解決不了生活中的具體問題，例如移民治安、宗教衝突、公共福利與服務的拖沓、社會階層差異逐漸擴大。他們只能沉浸在自己建構的宏大敘事中捍衛自己的道德理想國，在冷氣房間中思考如何解救加薩走廊的難民、喝著昂貴咖啡時探索勞工權利——但卻對勞工如何上班一無所知。他們實則在鞏固自己厭惡的身分社會。這和哈佛等美國名校表面化的海外招生制度如出一撤：道德考評最終只是表演的外衣，社會生活依然沉重不堪。

「白左」與當代中國的脫節

「白左」（西方白人左派）這個詞在當代中國日漸負面化的原因，在於他們在「被聖化的構想」中想像著東方世界和中國如何被全球資本主義和美元霸權剝削，卻完全忽視當代中國躺平主義民眾對社會不公的控訴。在「白左」的舞台上，正義和多元文化的代表是精心裝飾的蔣雨融；承受著住房、教育、醫療重擔的中國人，在他們眼中連統計數字都不是，只淪為了意識形態的邊角料。「白左」與當代中國社會徹底脫節了。

蔣雨融代表的中國，是230萬的天價耳墜，是從英國私立中學開始的「鈔能力」人生，是外在典雅而內在空洞的東方美感，這符合了「白左」的東方觀。她的演講走紅之後，吹捧她的媒體稱她是普通家庭出身，這噁心了中國最真實的「勞動人民」。她的演說之所以是表演，就是因為她演說中提及的「人性」，完全迴避現實，漠視了當代中國在內卷中煎熬的牛馬。中國網民們之所以要不依不撓去起底她的背景，就是因為她以普通人自居、偽裝牛馬。這讓中國網民很憤怒：不僅拿走了民脂民膏，如今連「牛馬」的外衣也要拿走。

從楊舒平到蔣雨融，八年時間，中國社會的輿情和民情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不誇張地說，以這次網民的反應來看，她把牛馬的外衣拿走後——真正的牛馬們將不再寬容她。這倒真的是符合左派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