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賓｜紀惠容／監委暨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 從民間人權工作者走進國家體制，六年的監察委員任期，讓紀惠容看見理想與現實之間最真實的拉扯。面對官僚文化、政治協商與制度限制，她始終相信，人權工作的核心不是妥協，而是在關鍵時刻守住原則。紀惠容直言，真正需要堅持的不是立場，而是制度能否保障人民權益，以及民主是否仍保有自我修復的能力。 節目中，紀惠容分享任內最具代表性的案件──推動「敵意工作環境」與「權勢性侵」的重要判例。她回憶，案件在院內一度遭遇不少阻力，甚至連上訴資源都不足，但她仍選擇堅持到底，最終成功改變判決方向，也讓相關人權觀念逐漸被司法體系採納。她強調，監察工作不只是處理個案，更重要的是透過判例與制度改革，避免相同的人權侵害再次發生。 談及監察院的運作，紀惠容坦言，獨立機關並非沒有政治角力，每位委員都帶著不同背景與價值進入體制，如何在堅持原則與協商之間取得平衡，是每天都要面對的課題。她認為，民主社會需要不同意見的辯論，也需要政治智慧，才能讓制度持續向前，而不是陷入無止盡的對立。 除了分享監察工作的經驗，紀惠容也談到近年臺灣憲政機關面臨的人事僵局。她指出，無論是監察院、憲法法庭、NCC...

來賓｜紀惠容／監委暨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 沒有監察委員，影響的不只是監察院，連國家人權委員會都可能被迫停擺。當人權保障機制出現空窗，死刑、移工、兒少、性別平權等議題，又該由誰持續監督與倡議？紀惠容指出，國家人權委員會雖已設立，但監察委員兼任人權委員的制度設計，使職權與角色之間仍存在張力，也成為臺灣人權治理長期面臨的結構性挑戰。本集《臺槓新聞》，紀惠容從六年的人權工作經驗出發，談臺灣如何落實國際人權公約，也檢視人權政策推動過程中所面臨的制度困境與政治現實。這不只是關於一個委員會的存續問題，更是關於臺灣如何看待人權價值的重要討論。 談到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設立背景，紀惠容說明，臺灣歷經多年倡議，才於監察院體制下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不過，現行制度採取監察委員兼任人權委員的模式，雖然是一種折衷方案，卻也產生角色定位上的矛盾。一方面，人權委員需要透過協商、倡議與對話促進改革；另一方面，監察委員則擁有調查、糾正甚至彈劾的權力，兩種角色之間存在一定張力，也反映出臺灣人權機構尚未完全獨立的現況。 節目中，紀惠容回顧任內推動的重要工作，包括協助落實多項國際人權公約、撰寫獨立評估報告，並與民間團體及政...

來賓｜張文隆／教育轉型正義聯盟召集人 韓劇「鐵拳教育」正夯，引起許多教育工作者的共鳴，台灣校園也不例外。 校園事件問題究竟出在個人，還是制度？從教師申訴、學生權益，到校園霸凌與行政文化，教育現場的許多爭議，往往不只是單一事件，而是長期累積的結構性問題。教育轉型正義聯盟召集人張文隆直言，當教育現場過度追求行政績效與形式作業，卻忽略學生需求與教育本質時，校園問題往往被層層掩蓋，教師與學生也可能成為制度失靈下的受害者。本集《臺槓新聞》，張文隆從多年參與教育改革與聲援案件的經驗出發，深入剖析校園治理機制背後的種種困境。 節目中提到，近年教育政策雖不斷強調「友善校園」、「校園安全」等目標，但許多措施落實到第一線後，往往流於紙本作業與形式化評比。張文隆觀察，不少學校將大量心力投入行政績效與成果展示，反而壓縮了真正關注學生需求與教育品質的空間，使教育工作逐漸偏離原有核心價值。 談及校園文化，在張文隆看來，部分學校管理仍存在濃厚的科層體系思維。從教育主管機關到校園行政系統，層層向上負責的文化，容易讓學校更在意「不要出事」，而非正視問題本身。當校園事件被視為影響績效或升遷的風險時，也可能衍生隱匿...

來賓｜張文隆／教育轉型正義聯盟召集人 從國小教師墜樓事件，到研究生因學業壓力輕生，近期接連發生的校園憾事，再度引發社會對教育環境的關注。教育轉型正義聯盟召集人張文隆指出，在部分校園事件中，吹哨者未必受到保護，反而可能成為被追究責任的對象；當揭露問題所承受的代價，甚至高於製造問題的人時，也讓更多人選擇沉默，進一步加深教育現場的結構性困境。本集《臺槓新聞》，張文隆從多年觀察教育現場的經驗出發，深入探討校園治理、教師處境、學生權益以及教育體制所面臨的深層挑戰。 節目中，張文隆分析，近年校園事件頻傳，往往不只是個人因素，更與制度運作息息相關。他進一步說明，目前教師若遭檢舉進入調查程序，校方在案件受理、調查小組組成及後續處理上擁有相當大的裁量空間，使得許多教師一旦被立案調查，便承受極大的心理壓力。 談及校園申訴與調查機制，張文隆分享多起實際案例，並點出部分學校在面對爭議事件時，容易出現內部保護文化。無論是課程安排爭議、體罰事件，或學生受傷案件，相關申訴往往面臨調查不夠透明、責任難以釐清等問題，也讓外界質疑制度是否真正發揮監督功能。 除了教師處境外，節目也聚焦學生權益保障。張文隆提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