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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的日記寫於1986年，當時我13歲，剛上初中二年級，後來高中也寫了一些，高中畢業之後直到今天，從未中斷過，除了被失蹤、被關押並且被剝奪紙和筆的時候。這極大地彌補了我記憶力不好的缺點，有些事情已經20或30多年過去了，但我仍可以精確到某月某日，憑藉當時的文字，當年的場景、情緒和事件的細節仍歷歷在目，宛如昨天。
好了，故事開始。這是第一集《輝發河邊的拾穗者》。
1973年8月，中國還在「文化大革命」的深淵裡掙扎，在東北一個叫煤窯屯的偏僻的窮山溝裡，一個叫「小春」的孩子出生在一個貧農家裡。
那個孩子就是我。我的爺爺年輕時闖關東到了吉林，在多年的顛沛流離之後安家落戶。我不到一歲時，隨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哥哥姐姐搬到另一個窮村子「小城子一隊」，我的整個童年、少年時代就在這裡度過。這個「生產隊」屬於「蘇密溝人民公社」，「蘇密溝」這名字與1300年前渤海國所建的蘇密城有關，遺址就在我家不遠處。（蘇密城的地位相當於唐朝鄰國的一個省會城市了。） 「人民公社」是中國共產黨計劃經濟和政治極權的一個邪惡計畫，他們說那是邁向共產主義。
少年不識愁滋味 對於餓肚子卻很有感覺
小城子一隊有27戶人家，我家住在一個在路邊的「草房」裡。草房就是用黃泥和乾草做成土坯，晾成土磚，土磚砌牆，長木做梁，房頂蓋草。屋裡是土灶和火炕，用木柴生火做飯，煙通過煙道，炕就熱了。草房裡沒有廁所，要在院子裡用木板做一個簡易的「茅樓」。直到1980年代末，幾乎所有東北農民都住在這樣的草房裡。「老婆孩子熱炕頭」，這是一代又一代農民夢中的理想圖景。
我家南面是「高粱帽子山」，滕家的祖墳就在那山林裡。北邊是一片農地，穿過幾百米的農地就到了輝發河邊，那是松花江的一個支流。輝發河，滿語意為「藍青色的水」，那條河承載著我童年無數美好的回憶。游泳，戲水，洗澡，捉魚，河兩岸的人家就在河邊洗衣服。
輝發河承載了滕彪的童年美好回憶。示意圖：pixabay
小時候總是天真快樂的。不過，我的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揮之不去的主題卻是貧窮。那時候幾乎所有的農民都掙扎在生存線上，每天「面朝黑土背朝天」，還不一定能吃飽穿暖。東北的土地是黑色的，廣袤的森林裡有各種動物、樹木、野菜、土特產，滿洲國建立的較完備的工業體系在「文革」之前都是中國最大的地方工業體。這些也是歷史上人們「闖關東」的原因。
何以體制殺人 迫民於苦難無復
但共產黨建立的戶籍制把農民變成二等公民，牢牢栓在了土地上；巨大的「剪刀差」對農民進行著敲骨吸髓一般的持續剝奪。一波又一波的屠殺和政治運動使無數人頭落地，無數的父老鄉親死於饑餓和政治迫害。農民的日復一日的苦難掙扎，是中共罪惡體制的結果。當然這些事情是我小時候不知道、也無法理解的；直到今天，那片土地的大多數人，恐怕仍然理解不了。
我記事的時候，計劃經濟還沒結束。買些油鹽醬醋要去供銷社，一些東西憑票供應，糧票、布票、肉票、肥皂票等。生產隊堆起高高的玉米堆，社員們就圍著它手工脫粒。幾個小孩兒就光著身子在玉米堆裡玩。天不冷的時候，村裡的男孩子到5歲之前大概都光著，在院子裡或田地裡亂跑，這樣省衣服。
計畫生產年代，人民公社的玉米高高堆著，成了小孩的遊戲場。(Kamlesh Hariyani/Unsplash)
包產到戶後，我們一家人種著幾畝地，水稻，玉米，大豆，地瓜，土豆，前後園子種些黃瓜白菜茄子蘿蔔之類，一年下來，勉強糊口。從翻地、備壟、刨坑、點籽兒、施肥、澆水、除草、間秧兒，到收割、晾曬、打捆、運輸、脫粒，基本都靠人工完成，機器極少，連有牛、有驢的人家也不多。我也跟著幹活，不過姐弟四人當中，我身體最弱、最笨，幹活也就最少。
願掉落的麥穗留給更需要的人
我無法深刻體會農民收穫時的心情：一年的汗水換來的東西，就在這幾推車水稻或玉米上了，除了一家人吃的，除了交公糧，還能剩多少？能賣上多少錢？我們小孩子只顧高興。那稻香、菜香讓我著迷。廣袤的田野裡，我們彎腰割水稻或刨地瓜，風習習吹過，連黑土和牛糞都是香的。收穫季節，我和哥哥姐姐會到附近的稻田去撿稻穗。每撿到一棵，就像撿到硬幣一樣高興。一下午或許可以撿上一小捆兒，夠一家人吃一天呢。長大後才知道猶太先賢有過教導：收割的時候不准收割在農田角落上的莊稼，不准清理田間掉在地上的麥穗，好讓更有需要的人撿拾。世界著名油畫《拾穗者》描繪了那樣的場景。
拾穗者。圖: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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