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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80週年系列(三)歷史的「未亡人」——中國大陸國軍老兵的坎坷人生

2025-02-18 17:48(05-04 12:30更新)
作者:徐全
生前居住在四川成都的國軍老兵孫昌宗。(徐全 攝)
生前居住在四川成都的國軍老兵孫昌宗。(徐全 攝)

 

【引言】他們的足跡曾經深深刻印在二戰的鼓角錚鳴中;他們曾在硝煙裡誓言忠誠;他們的青春在生與死間燃燒。然而,他們在戰爭勝利後,卻成了人生的失敗者,經受歲月的敵視與摧折。他們,是中國大陸的國軍老兵。縱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歸隊,但他們的故事,依然是未寫完的詩、未譜完的曲。他們的靈魂,依舊在等待記憶、情感與尊嚴的補贖。

 

時代裂縫的榮與苦

郭錦楊是我見過的第一位國軍老兵,那是2012年冬季的廣州從化,某個客家村落。為了慶祝他95歲壽辰,志工們與他的家人決定在祠堂舉辦一場盛大宴會。年僅17歲便投身國軍的郭錦楊,回憶起蘭封會戰中的羅王車站一役,帶著無奈與苦澀。他說,他所在的國軍第157師傷亡過半,自己雖無功勳,卻也有九死一生的辛勞。然而,1949年後,他因國軍身分的烙印成了舊政權的「殘渣餘孽」。只要政治運動一來,他就是被批鬥的「演員」和「道具」。因為他,他的孩子也被迫背負沉重的枷鎖,無法順利就業或升學。他曾找到官方,表明自己是抗戰老兵。官方回應:請拿出證明。他立即回嗆:「當年批鬥我時,怎麼沒讓我拿證明?」

郭錦楊的家極為簡陋,光禿的電燈、破舊的桌椅,幾張獨凳,便是這位國軍軍人一生的縮影。每月330元人民幣補助,成為他唯一的經濟來源。當民間志工得知他困苦的處境後,便按月送上救助金與一枚民間抗戰紀念章。他激動不已,覺得那是來自「國家」的榮譽,彷彿曾經的尊嚴和榮光,終於得到了微弱的回報。

壽宴那天,來自四方的志工與車輛擁擠在村中,熱鬧的場面讓郭錦楊在鄉親面前有了面子。其後,這位昔日的戰士漸漸步入終點。家人依照他的心願,準備了他的後事。他的棺槨上預備覆蓋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軍旗,而非中華民國的國旗——因為後者過於敏感。我肩負起尋找軍旗的重任,終於在香港無法買到的情況下,請台灣朋友幫忙購買國民黨黨旗,再與深圳購來的紅旗拼接,經香港裁縫阿姐之手,送去了廣州。郭錦楊告別這個世界而歸隊時,我記得那面軍旗靜靜覆蓋在他的棺槨上,甚至在風中也未曾翻動,彷彿守護著他的一生,不讓他再受一絲傷害。他一生飽受苦難,吞下了無數的怨憤與委屈,直到最後,靈魂與那面軍旗合為一體。 

劉華,1922年生,2014年病逝,生前居住在雲南昆明地台寺。抗戰時,他畢業於陸軍官校(本校)第十五期,畢業後加入國軍第八軍,參加了滇西、緬北反攻戰。國共戰爭期間,他的部隊撤往泰緬,他參與殿後,最終被俘,失去了自由,接受政治學習。劉華心中始終懷著對自由的渴望,他將這份真誠希望寫下交給當局,結果卻換來了「組織投敵與人民做對」的罪名,被判刑七年。出獄後,即便被分配到工廠,他依然被監管,生活如同囚徒般失去自由。他不敢給母親寫信,只因擔心母親會因此遭殃。直到文革結束,劉華才稍微喘息。然而,命運對他並不仁慈,他的大兒子在建築工地上當苦工時意外摔死,他終究是在病痛和悲傷中度過一生。

王明性,與劉華同年出生,陸軍官校畢業,抗戰期間是國軍獨立第六旅軍官。他的家,用「一貧如洗」形容都嫌奢華。他曾連急救車的費用都無法支付。他的往事,總是回不去的,1949年,雖然他脫下軍裝,但難逃「反革命」的帽子。他嘗試在上海謀生,但公有制不容私營經濟。他的黃埔與從軍經歷讓他成為了持續遭受批鬥的對象。最終,他被捕入獄,被判六年勞動教養。當局後來擔心他成為「反攻大陸」內應,又被延長羈押,直到1979年才獲得自由。這期間,他的生活遭遇了摧殘,家鄉房子被拆,僅獲1500元補償;生活困窘,兩個兒子因父親的「反動舊軍官」身分無法上大學,只能做苦工;妻子患病無錢治療。甚至,他的心中再無對未來的期望,只剩絕望。他曾告訴我:「我不想再進行治療了,你看看,我的這幾個孩子,已經幾十年了,已經被我拖垮了,我不想再拖累他們了,什麼病都不想再看了,不想再拖累他們了。

經過江蘇與廣東兩省民間志工和黃埔後代的努力,王明性收到了民間紀念章和來自民間的救助金。後來,他的最低生活保障也辦理了,並有當地志工再次探望他。據說,當他拿到那枚紀念章時,淚水滾落。不久,他歸隊了。我希望,他離開這個曾讓他飽經風霜的塵世時,心中有感受到一絲久違的安慰:他曾經被傷害,但更有人善待他。


朝氣蓬勃的中華民國駐印軍。(《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封面圖,羅廣仁典藏提供)

歲月深埋下的遺恨 故人無歸

2013年春,我隨湖北關愛國軍老兵志工侯發明踏上江漢平原,來到湖北潛江沙洋農場。這片看似平靜的土地,曾是無數國軍老兵被囚禁、勞改、終老之地。

1950年代,「解放台灣」與「光復大陸」的對峙加劇。「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成千上萬的國軍老兵被處決,未死者則被押入勞改農場,成為「隱形戰俘」。1951年5月,中共「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通過了《關於組織全國犯人勞動改造的決議》,毛澤東批示「一大批戰犯,反革命分子,土匪坐吃閒飯,必須立即著手組織勞動改造工作。」沙洋農場就這樣誕生了。

1954年,沙洋農場內關押的34846人中,86.2%為「歷史反革命」,他們曾在抗戰中浴血,在當地官方編纂的《沙洋農場志》(1952-1989)中則被視為「崇美幻蔣、不甘覆滅、幻想變天」的頑固分子。

1953年12月,中共「第二次全國勞改工作會議」為了鞏固政權需要,確定了對刑滿釋放人員的「多留少放」原則:「服刑期滿後,反革命犯和慣犯,要繼續多留在勞改農場;一般刑事犯則盡量少留。」《沙洋農場志》(1952-1989)提到,僅1954年沙洋農場留場的刑滿釋放人員佔比達54.48%;很多人刑滿後被發放了《強迫留場勞動改造執行書》。

袁子儀,1921年生,袁經軍委會戰時幹部訓練團培訓,以國軍第39師少尉身分投筆從戎,於山西前線身負重傷,一度被認為陣亡,抬入停屍間。後被軍醫發現仍有微弱氣息,搶救回來,但自此腿部殘疾,轉入地方文職。1951年,他以「歷史反革命」罪名遭捕,關押之初,牢房內有137人,夜幕低垂,民兵頻頻提人,到了黎明,只剩下他與另外六人尚在人間。他被判刑七年,送至沙洋農場築壩開荒。刑滿後,他多次申請返鄉,屢遭拒絕。前後失去自由遭管制達34年。直到1985年,他已衰弱無力,才被允許離開這片耗盡他一生的土地。

許多國軍老兵,就這樣在江漢平原生根,卻始終是異鄉客。

十餘年過去,帶我前往沙洋的志工侯發明已長眠黃土;當年受訪的國軍老兵亦凋零殆盡…年輪無聲,長江東流,他們的故事卻不應當永遠埋沒在官方宏大敘事的句讀中。


彰顯國軍二戰英姿的海報。(作者提供)

政策的「高牆」:從未被完整認可

郭錦楊、劉華、王明性、袁子儀等國軍老兵的案例,具有普遍性。審視中國大陸國軍老兵的曲折歲月,就要回顧1949年中共建政後幾次影響深遠的政策與法令宣示。

1950年10月15日,中共政務院內務部發佈《關於革命烈士的幾點解釋》,將國軍抗戰陣亡軍人認定為「烈士」。1951年,針對因參加抗戰而致殘的國軍軍人,中共內務部以《內優字第69號文件》宣佈「得以革命殘廢人員論」。不過這兩則法令將參加過國共戰爭和即便參加抗戰、但未到殘廢狀態的兩類國軍軍人排除在優撫政策外。而現實中,這兩類國軍軍人的比重恰恰是最大的。

1951年2月20日,在「鎮壓反革命」的喧囂下,北京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大量參加過抗戰的國軍老兵,不論有否參加國共戰爭、不論有否殘廢、不論是否在1949年向紅色政權投誠,很多都被當作「歷史反革命」而關押、判刑甚至處決。

1955年夏,「肅清反革命」運動開始。中共中央1956年3月發佈《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規定》。1957年6月又實施了《中共中央十人小組對「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的補充解釋》。這兩個法令進一步擴大對國軍老兵的打擊面、又嚴格限定國軍「起義投誠人員」的身分認定標準。

在這樣的脈絡下,中共內務部1958年2月4日以《 (58)內優字148號文件》正式宣示:國軍的「抗日陣亡官兵不需要和不應該由我們再去撫恤」。文件中的這個「我們」一詞,是深刻和明白無誤的敵我界限。

1972年,歷經東征、北伐、剿共、抗戰,一生「不認罪」的國軍將領劉嘉樹在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病故,震撼輿論。1975年,為了強化對台工作,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爭罪犯的決定》。同年,中共最高法院、公安部、統戰部發佈《關於寬大釋放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的實施方案》。中高階國軍人員在這一年陸續獲得自由。

1982年,中國大陸邁入改革開放,反思歷史、追求真相成為社會思潮。當年3月,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寬大釋放全部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下黨政軍特人員的決定》。在押國軍中基層軍士官和士兵,陸續出獄。出台這一政策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我國政治上的安定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台灣早日回歸祖國」。

優撫榮軍方面,1983年,仍然以開展對台工作為目標,中共民政部發佈《關於對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國民黨人和其他愛國人士追認為革命烈士的通知》,宣示「若遺屬主動提出申請且有可靠證明」,可以將抗戰陣亡的國軍列為「烈士」。同時,這條法令留了一個讓人歎息搖頭的尾巴:對國軍烈士「不登報、不作公開宣傳……上述人員追認為烈士以後,政府不為其修建墓碑,也不對其遺屬發次撫恤金。」這條法令迄今有效。

對活著的國軍老兵,除「起義投誠者」外,官方沒有優待措施。中共民政部2013年在《民函[2013]630號》公文中再次重申:《軍人撫恤優待條例》不適用參加過抗戰的中國大陸國軍老兵。而這份文件中強調將國軍老兵納入「低保」(即生活困難人員、失業人員救濟金),並不是新措施;且低保補助金額,與國軍老兵在二戰的貢獻、人生後續遭受的苦難,嚴重不成比例,是杯水車薪的千萬分之一。

從1950年代至今,中國大陸國軍老兵的坎坷際遇和命運轉換,與上述文件法令息息相關。表面看,這些政策法令在不同時空下具有極大差異,甚至前後矛盾。但萬變不離其宗的主題,都是在宣示:作為「他們」的國軍老兵,並不由作為「我們」的官方負責照顧。國軍老兵從來都不在中國大陸的榮軍優撫範圍中。

1980年代,確有部分「起義投誠」的「國軍老兵」或高階軍官被撤銷判決;也有一部分明顯有錯的判決被糾正。惟,「起義投誠」之國軍是少數。在中國大陸,更多的普通國軍老兵在1945年抗戰勝利時就卸下軍職、回歸平民生活。然而,或許在深層次的大陸官方認知中,依舊覺得國軍老兵在法律上「並非無罪」,當年對他們的「反革命」定性和判決也並沒有錯誤。官方最深處的心態或是:國軍老兵在1975或1982年獲得自由,是「寬大釋放」,而非回復名譽。如果再加上各種非司法審判的政治運動定性,那麼未被平反的國軍老兵就太多了。

生前居住廣州的國軍新一軍老兵柯愈金,一直要求官方摘掉「社改分子」的帽子,不被接納;雖然他自己一再表示:他完全不懂到底什麼是「社改分子」。作為「刑滿釋放人員」、「寬大釋放人員」的國軍老兵,於法律實體結論層面而言,仍屬「有罪之身」,自然不可能成為「國家保衛者」而享受優撫待遇。


修改前的南京航空紀念館國軍戰機原圖案。(作者提供)

民間的「我們」 催生守護記憶的暖流

中國大陸國軍老兵的苦難,是整個中國社會至今都未撫平的時代創傷。他們不僅本人經歷了關押、判刑、勞改;他們的子女、配偶、父母,也被打入另冊,無法正常獲得工作、入學的機會,經歷歧視和侮辱。普遍性的跨世代貧窮,成為國軍老兵家庭的寫照。

他們不僅在光榮的二戰與抗戰歷史中被抹去,更在日常生活中失去尊嚴,成為戴高帽示眾、掛牌子遊街的「反動分子」;他們的親人在「反革命家屬」的恥辱身分中苟活。這也是國軍老兵們一直呼喚尊嚴的原因。他們訴求自己抗戰歷史被肯定,不是要任何錢財物,只是想討回作為一個普通人的尊嚴。

中國大陸國軍老兵,恐怕是整個二戰中最為淒涼的「勝利者」,因為他們贏得了戰爭,卻輸掉了人生。與美英盟軍一道參加過滇緬作戰的原國軍老兵熊世超,生前的一個故事在中國大陸關愛國軍老兵志工中廣為流傳。一輩子辛酸的他,獲得了一枚來自民間志工製作的抗戰紀念章。他每天出門都掛在胸前,只為告訴別人:我熊世超不是反革命。有一天,他的這枚紀念章不小心丟了,他發瘋一樣到處尋找。因為他怕極了,害怕自己再失去自由、再被批鬥、再被當作「反革命」。直到志工們將一枚新的民間紀念章送到他手中,他才恢復平靜。

正因為官方優撫和照顧的缺失,中國民間關懷國軍老兵、發掘國軍遺骸、口述國軍戰史的熱潮,才一浪高過一浪。這些暖流之力的出現,將國軍老兵從官方的「他們」,變成了民間的「我們」。對關愛國軍老兵志工和越來越多追求真相的普通中國人來說,國軍老兵們「曾盡匹夫責」的那段日子,也是中國大陸人民值得驕傲的榮耀;老兵們被關押、被判刑的幽暗時光,也是整個國家失去理智的寫照。民間的努力讓國軍戰史在公權力以外的社會領域取得某種話語優勢。在上海,國軍戰鬥過的四行倉庫,擺滿了民眾自發獻上的鮮花、香煙、零食。在雲南騰衝,為中華民國遠征軍修建的國殤墓園,參觀、憑弔者絡繹不絕,這與它隔壁冷清的「騰衝革命烈士陵園」形成強烈對比。

大陸國軍老兵們的二戰歲月,究竟是誰的記憶、誰的情感,依舊糾葛、橫亙在中國官民之間。「他們」和「我們」的界限,依舊深深根植在部分官員和極左人士的思維中。所以,電影《援軍明日到達》被下架;南京航空烈士紀念館陳列的國軍飛機上,青天白日沒有了。作為國軍老兵的「他們」,即便已經不再是「反革命」,但也不被視為「自己人」。

國軍老兵議題背後所牽涉到的抗戰、毛澤東時代評價等歷史記憶之爭,的確在中國大陸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左右之爭、官民之爭。2015年8月13日,官媒《環球時報》刊發題為〈莫政治消費國軍抗戰老兵的滄桑人生〉的評論員文章,稱「一些人以挑剔的態度對待政府的老兵福利政策,認為國軍抗戰老兵受到的撫恤還不夠,也不全。這些抱怨同指責官方『貶低國軍抗日功績』的聲音匯合在一起,形成對國家主流歷史觀和相關政策的『道德批判』」。文章指責中國大陸一些關愛國軍老兵的民間團體「專注於製造波瀾。」

如何看待中國大陸國軍老兵的人生,這並不是文青的抒情,也不是簡單的歷史記憶之爭,更不是翻舊賬。這是關乎中國人如何反省自我歷史、關乎一個個國軍老兵生命價值與尊嚴的倫理抉擇。遺忘掉中國大陸國軍老兵苦難而創痛的日子,是對道德與歷史的背叛。


七七抗戰爆發地點盧溝橋。(作者提供)

榮耀與痛 均將永誌不忘

在四行倉庫、在青島嶗山的游擊棧道、在台兒莊的殘垣、在滇西的戰壕、在緬甸雨林、在長沙新牆河、在萬家嶺、在悲壯的中條山、在蘇北平原、在昆明上空的飛虎、在筧橋雲端、在長江沉艦的甲板上、在回民騎兵軍的嘶鳴中、在巍峨的崑崙關、在山西忻口、在江南的忠義救國軍、在蘭封的隴海線、在衡陽湘江畔、在常德虎賁、在潮汕大脊嶺、在粵北崇山、在印度蘭伽……在風雨如晦和存亡絕續的時刻,挺身而出的他們,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引領下,在一寸寸河山,灑下一滴滴熱血。   

硝煙散去,他們的榮光也一併散去。他們經受著二戰後最深刻的遺忘;他們體驗著人生中最痛苦的擊打。他們在自己曾經浴血的土地上,眼見屬於他們的英勇與奉獻漸漸消失。他們大多在暮年的孤獨中,飄零了青春的吶喊與悲憤,與昔日戰場上獻身的袍澤相聚而歸隊。

歲月或許能暫時抹去他們的光環,卻無法帶走山河為他們描繪的記憶。

時代或許能片刻改寫他們的履歷,卻無法消熔戰火為他們鑄就的人生。

真相絕不因扭曲而留白。他們,就是我們。他們的苦難內化為我們的傷痕。他們是那段光榮戰史與滄桑歲月永遠的「未亡人」。他們的崢嶸,永遠激勵著我們;他們的屈辱,永遠警醒著我們。他們永遠是我們心中最為耀眼的時代燈塔。更因為我們深知,他們已經歸隊的靈魂,正俯瞰人間,等待後世的我們去創造一個可以善待他們犧牲付出的美好時代。

還中國大陸國軍老兵以公道,就是還二戰歷史真相以尊嚴。在中華民國抗戰暨二戰勝利80週年之際,筆者向飽經人生跌宕、已歸隊及為數不多尚健在的中國大陸國軍老兵們說一聲:辛苦了,lest we forget.

 

作者》徐全  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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