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解放：盧溝橋的歷史變奏

越是習以為常、朗朗上口的概念，認知往往越南轅北撤。「抗戰」一詞，既是歷史遺產，又是政治工具；它穿越時間，橫貫台港中，響徹國際舞台。但妙就妙在，每個地方、每個時期對它的全稱、內涵與理解都有所不同，甚至同一方在不同時期，也能詮釋出前後截然不同的意義和概念。

北京城外的盧溝橋，因為馬可-波羅（Marco Polo）的一句誇讚，它的英文名就此成為 Marco Polo Bridge；橋上的石獅造型各異、姿態多變，簡直就是當下歷史敘事紛繁復雜的時代隱喻。民國26年7月7日，國軍第29軍第37師219團在團長吉星文帶領下，於盧溝橋上開啟七七抗戰。走過戰後80年的歲月滄桑，這場戰爭的詮釋已經如同橋上的石獅一般樣貌各異。

這一切源自盧溝橋戰史敘事的主角，如今已不再是國軍。距離盧溝橋不遠處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是中國大陸國家級的抗戰紀念設施。館前廣場上的五星紅旗高高飄揚，獨立自由勳章雕塑立於正中，雕塑上的陝北延安寶塔山構圖營造出濃烈的歷史敘事氛圍。

七七盧溝橋國軍指揮官吉星文雕像。（作者提供）

在紀念館序廳核心位置，是著名的《銅墻鐵壁》巨型浮雕：頂部是代表民族精神的萬里長城；正中是寓意「抗戰中流砥柱」的八路軍與新四軍；側偏位比例略小的是頭戴各式軍帽的國軍；兩側再向外延伸，是奮起救亡的海內外各界民眾；最外側是中共領導的各路華南游擊隊和東北抗聯——畫面表達富有層次，且寓意深刻。

《銅墻鐵壁》是等級最高的官方抗戰紀念碑。每到七七、九三這兩個紀念日，中共領導人、各級軍文職公務人員、各界民眾會在此舉行紀念儀式，向這一浮雕敬獻花籃。官方儀式是現實政治的宣示，如同紀念館名稱「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一樣，透過對《銅墻鐵壁》的致敬來呈現北京對「抗戰」的定義：「抗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這不僅是一個歷史概念，更是一套讚美民族解放的完整政治敘事，存在於中國大陸全境的法令、官方文件、教科書之上。若需要融入國際脈絡時，全稱會加長變成「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它的中心主題詞「人民」，在社會主義國家具有非常深厚、豐富和突出的政治含義。

國家的戰爭：中華民國的「七七抗戰」

在台灣或海外，對「抗戰」有著截然不同的見解，它被稱為「七七對日抗戰」或「七七抗戰」，是中華民國政府領導、國軍全面動員參與的國家反侵略戰爭。在蔣委員長「地無分東西南北，年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的號召下，「七七抗戰」強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它的歷史定義源自1938年7月5日，中華民國政府以「渝字第三五四號」訓令，將7月7日定為「抗戰建國紀念日」。訓令要求：七七當天全國追悼陣亡將士暨死難同胞；設立無名陣亡將士暨死難同胞靈位；全國下半旗誌哀；停止娛樂並素食；追思時應俯首默哀5分鐘；全國各地興建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與公墓；發動宗教團體舉行祈禱；央地各級政府當日要慰問陣亡將士遺族和出征軍人家屬；民眾行經紀念碑墓要脫帽致敬等。

1949年中華民國遷台後，「七七抗戰」之名在中國大陸消失。台灣兩蔣時代的「抗戰」就是「七七抗戰」、「對日抗戰」或「抗日戰爭」，簡單直白；海外也維持了這樣的表述。後來隨著台灣本土化、民主化以及兩岸關係變遷，「抗戰」話語在台灣也經歷了幾輪洗牌。如今，「中華民國」不僅是藍綠最大共識，也成為「抗戰」定義不可缺少的中心語。  

2015年，馬英九政府頒發給參戰官兵與後人的紀念章證明文件，清楚以「中華民國抗戰勝利紀念章證明書」為名。進入2024年後，台灣官方立場更加明確：以「中華民國在哪裡，黃埔精神就在哪裡」的政策為指引，強化中華民國建國史，確立黃埔正統和國軍歷史話語權，似乎已經與本土主義不再違和。2024年10月，賴清德政府的台灣陸委會強硬表示：「中華民國政府與全體軍民在抗日戰爭中付出無數犧牲奉獻，最終取得抗戰勝利，中共只圖謀擴大、鞏固自身勢力，對於戰事毫無貢獻，沒有資格對中華民國說三道四。」這種立場，既是歷史敘事的對抗，也是當前政治格局的結果。

台灣如今不糾結「誰是中國正統」，而是要強調「中華民國屹立不搖、客觀存在」。北京則是將「台灣光復」作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結果，以此強化對台主權論述。這使得台灣對「中華民國七七抗戰」的詮釋，除了要闡明歷史之外，更要將「抗戰」與中共脫鉤，以盡力消解北京的兩岸敘事經緯。這是今日台灣與兩蔣時代台灣在面對中華民國百餘年歷史時的脈絡差異。

這樣的氛圍下，「抗戰」的完整表述也被固定為「中華民國七七抗戰」、「中華民國對日抗戰」或「中華民國抗戰」。每種說法雖然文字略有不同，但核心精神是關鍵且一致的：承接歷史，強調中華民國政府對抗戰的領導，凸顯國軍是抗戰主力；立足現實，透過歷史敘事鞏固台灣內部共識，對外彰顯中華民國仍客觀存在於台灣。

「人民的七七」：確立定義框架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這一深刻影響現實的歷史概念，起自1949年後北京對七七記憶的再寫。這種再寫是以「人民的七七」——也就是人民戰爭的革命敘事來定義抗戰。

1949年7月7日，北京隆重紀念「七七抗日戰爭十二週年」，毛澤東與各黨派負責人聯名發表宣言《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各黨派各團體 為紀念「七七」抗日戰爭十二週年宣言》，宣示抗戰主體是「中華民族」，未提及國軍。宣言中寫道：「自1937年7月7日我中華民族向日本侵略者進行偉大的愛國戰爭以來，這一年的『七七』是最令人歡欣鼓舞的一次紀念。由於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由於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的成立，我全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所沒有能夠在全國範圍內實現的種種要求，現在都已開始實現了。」很顯然，這時的「七七」記憶，已經和國軍脫鉤，集中於人民解放與共產革命敘事。 

更有趣的是，1937年曾是國民政府宛平縣長、親歷盧溝橋事變的王冷齋，1949年7月7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人民的「七七」紀念〉一文，強調抗戰勝利完全是「人民的功勞」。這篇文章語氣激昂，將「國軍」和「中華民國」這些國家層面的元素抽離抗戰，熱情讚美更具革命色彩的「人民」、「解放」等語詞。

隨著1950年代的到來，「人民的七七」逐漸成為新中國的官方話語，最終形成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這一融匯了抗戰與共產革命的定義。《人民日報》1952年7月7日的社論〈中日兩國人民團結起來，為反對美國侵略而鬥爭——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十五周年〉，強調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並在解放戰爭中完成了從封建到社會主義的革命過程。

按七七紀念辦法設立的致敬碑，位於湖南衡陽，曾遭破壞。（作者提供）

這種話語書寫也延伸到文藝領域。《大刀進行曲》歌詞的修改是典型例子。這首歌最初是為盧溝橋的國軍第29軍創作。1949年後，歌詞被徹底革命化：「全國武裝的弟兄們」改為「全國愛國的同胞們」；「東北的義勇軍」改為「工農的子弟兵」；甚至電影中的大刀隊也變成了華北民兵。抗戰成了無處不在的人民革命，國軍的角色則完全消失。北京將抗戰詮釋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意識形態層面的根本因素是，在中共看來，「抗戰」本身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組成部分；「反法西斯」這一概念，不僅是對抗法西斯國家侵略的戰爭，更包括消滅各國法西斯統治階級的人民革命。這種學說最初源自歐洲左派和共產國際，準確說是來自蘇聯。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要求「各國共產黨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後，也成為中共的綱領。

毛澤東時代對「人民的七七」這一敘事的書寫，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內涵賦予了革命色彩。這裡的「人民」，是一個以階級鬥爭和共產革命為中心意識形態的社會學、歷史學定義；不僅包含了一般民眾，更突出了主體性的工農階級；在人民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和領袖毛澤東的領導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支援作為人民軍隊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勇敢作戰，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戰的勝利，為共產革命的最後成功奠定了基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無國軍一席之地；如果有，也是作為負面、反動、賣國的形象承受批判。

「全民族的七七」：與「中流砥柱」論同組當代史觀

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的「人民」變成了「全民族」，國軍官兵被視為「人民」的一部分而「部分」納入其中。這令「人民」在歷史領域充滿了多樣性和變化性。北京進行這種調整的原因，是為改善對美國關係以支持經濟、加強對台灣統戰以促進統一、也為了安定內部民間對恢復國軍抗戰歷史真相的訴求。

1985年9月3日《人民日報》頭版為紀念抗戰勝利四十週年而刊發的社論〈歷史的昭示〉，提出七七為「全民族抗戰」起點；「中流砥柱」是中共在抗戰中的地位。「中流砥柱」源自毛澤東1941年5月對中共黨內的指示《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認為日美妥協，引誘國軍投降，目的是反蘇反共；表示「共產黨領導的武力和民眾已成了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這一對各方立場的時局研判顯然有偏差。這一提法後來又出現在毛向中共七大所作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結尾：若沒有中國共產黨做中國人民中流砥柱，則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工業化與農業近代化便不可能實現。

社論〈歷史的昭示〉對國軍的正面評價，便以「中流砥柱」為前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軍隊開闢了敵後戰場，抗擊了大部分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廣大愛國的國民黨官兵，也在正面作戰的戰場上進行了英勇鬥爭，建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支援了美、英盟軍在太平洋戰場和東南亞戰場的作戰……中國還派遣軍隊進入緬甸援英作戰……

1987年七七抗戰50週年，中共理論家胡喬木提議在盧溝橋建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全民族抗戰」與「中流砥柱」的歷史書寫開始具象化於戰爭起點。進入1990年代及21世紀後，特別是胡錦濤時代的2005年，北京開始承認「七七」事變的歷史主角是國軍，也將抗戰「正面戰場」的敘事角色「部分歸還」國軍。「人民的七七」悄然轉向「全民族的七七」。這種變化，一方面是對國軍歷史進行一定的正面化修正；同是又將「抗戰」敘述為不同黨派、不同武裝共同參與的民族保衛戰爭，令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擁有了主體地位。中華民國、國軍、國府、各大戰區等元素則偏向於弱化。

但大陸民間記憶的「七七抗戰」依然被視為國軍的主場，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抗戰的真正主角是國軍。這種視角逐漸影響到中國社會對現代史的理解，也挑戰了「全民族抗戰」的說法，甚至成為對北京歷史合法性的質疑。所以2013年後，北京不斷強調「中流砥柱」的意義，將抬高國軍抗戰意義的史觀斥為「歷史虛無主義」。十年來，「全民族抗戰」和「中流砥柱」成為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這一概念的兩大「政治安全閥」：它們回應了民間訴求，讓國軍抗戰記憶得以部分呈現，但又始終置於共產革命敘事結構中；國軍抗戰事蹟雖被大陸媒體和民間廣泛傳播，但在官方歷史敘語中並不居於中心位置。

從「人民的七七」到「全民族的七七」，這一演變過程見證了政治、歷史和語言間的拉扯。「抗戰紀念」背後，暗喻的是政治合法性的碰撞。「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敘事，的確對歷史觀的探討產生了深遠影響，也讓不同立場、不同力量之間的話語詮釋充滿了張力。

東洋迴響：社運震扶桑、推動新邦交                                                    

耐人尋味的是，毛澤東時代的紅色中國，抗戰紀念文宣充滿革命激情，批判對象囊括台灣、美國和蘇聯，但偏偏少了當年戰爭的對手日本。1950年代，中蘇共親密無間，《人民日報》每逢七七、九三都會盛讚蘇聯是抗戰的「唯一」外援；對美國則恨不得「批倒批臭」。1970年代，北京和華盛頓解凍，蘇聯搖身一變成了「新沙皇」與「社會帝國主義」，抗戰紀念的討伐矛頭轉向了莫斯科。這在1978年北京與日本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最為明顯。中共官媒簡明扼要地直接告訴全國人民：「誰反對中日兩個偉大的民族世代友好呢？唯一反對並害怕的，就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

這種現象與毛澤東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理解密切相關。他認為，戰爭侵略者是「日本法西斯」；日本人民與中國人民都是戰爭受害者。這一認知走的是國際主義反法西斯路線，其三段論堪稱標準模板：中日友好了兩千年，戰爭只是短暫插曲；戰爭的發動者是「一小撮」法西斯軍國主義分子而非日本人民；已經解放的中國人民支持日本人民與美帝鬥爭到底。

這三段論，在戰後日本的左翼圈可謂無縫對接。1950至1970年代，安保鬥爭等社會運動在日本此起彼落，日本年輕人一邊高喊「反美」，一邊崇拜毛澤東。中國大陸成為了日本社運的大後方。北京紀念抗戰的話語重點從「緬懷抗日」變成了「支援日本人民」，熱情洋溢地給日本左翼擂鼓助威、提供支援。1960年，參與安保鬥爭的東京大學女生樺美智子不幸身亡。毛澤東深切哀悼，他在接見日本文學家代表團時表示:「我不相信，像日本這樣偉大的民族會長期受外國人統治……樺美智子已成全世界聞名的日本民族英雄。」這番評價，震撼著東京大資產階級的內心，更讓街頭的日本青年左派倍感振奮。   

「民間先行、政府跟上」的策略成功打通了中日交往的任督二脈，成了雙方達成邦交的重要推力。東京掌權者已無法忽略紅色中國，選擇與之建交。改革開放後，「中日世代友好」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日本政府的對華援助項目，涵蓋了北京首都機場、廣州白雲機場、上海浦東機場、南昆鐵路、多座長江大橋、中日友好醫院。日企大舉進入中國。日本的冰箱、洗衣機、電視機、空調、微波爐成為無數中國人的日常家電。日本的動漫成為中國兒童生活的歡樂。日本的汽車成為中國人出門吃壽司的代步工具。1987年七七抗戰50週年時，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接見日方代表時直言：「一兩千年兩國都相處得很好，問題是發生在建交前半個多世紀，在整個中日關係史上只是短暫的一段，我們為什麼不友好下去呢？」

然而在新世紀，「中日世代友好」顯得有些適應不良。畢竟，「人民」這個概念在意識形態裡可以靈活變動，但現實中的人民卻未必買單。當歷史問題、領土爭議及地緣政治相互糾纏，中日關係變成了大起大落的過山車，雙方民間情緒數度冰點歸零，甚至發生日本人在中國遇襲事件。如今再看「人民」與「友好」這兩個詞，是否還能經得起風雲際會的考驗？這問題，很多日本精英頗感犯難。但中國自由派對此充滿信心：因為再反日、再抵制日貨的中國人，一旦生病進了醫院，若聽說藥品和診療設備是日本進口，必定大喜過望。

記憶與情感不可奪

「抗戰」一詞的定義複雜而深邃。因為它不僅關乎史觀，還是一種動態的敘事結構。它不僅涉及戰爭的定義，還是牽扯當下和未來的身分與記憶書寫，甚至是凝結了情感表達。七七抗戰歷史敘事的競逐，未曾有過硝煙，但卻從未停歇。

1945年，新加坡華人慶祝抗戰勝利。（圖：維基百科）

文牘可編註，忠骨可深埋，惟真相的情感與記憶如暗夜星辰，無聲卻不朽。文字的記載或許斑駁紛繁，過往的詮釋或許千秋各異，但那八年的日子就如同盧溝橋的石獅，或圓或方，或莊嚴或詼諧，形態再萬千，也始終屹立未改。不難理解，為何很多人看到這張相片時感慨莫名：1945年的新加坡街頭，當地民眾在慶祝抗戰勝利時手捧著巨幅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旗上赫然寫著「祖國萬歲」。毫不懷疑，海外華人對歷史的敬意，是要獻給番號29A的盧溝橋國軍以及他們在那八年中英勇抗敵的所有袍澤。

歷史不應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更不能隨意被人為修改的話語所掩蓋。鮮血的書卷和硝煙的記憶，永遠應獲尊重和敬意，這是道德的必然選擇。無可諱言，事實的遺忘是七七抗戰史面臨的一大挑戰。而另一個挑戰則是在現實中，七七精神被惡意濫用。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問北京，首站便是盧溝橋。他在留言冊上寫下「忠恕」二字，並表示：「歷史教訓告訴我們，人類必須反思過去，並將教訓用於未來。」七七所象徵的正義與勇氣，絕不能被扭曲為仇恨的火種和自私的工具。歷史的厚重應當成為走向未來的道德座標，而不是傷害未來與無辜人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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