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1989年民主運動36周年，也是五四運動106周年。1989年運動中的民刊對中共操控五四運動釋義進行了辨析和反駁。那麼五四運動的敘事和釋義為何如此重要？ 上述問題分為三篇文章討論。中共爭奪五四運動的敘事和釋義始於與國民政府爭奪社會支持，而瞭解五四運動的起因和過程是辨析中共裁減和修改歷史、操控敘事和釋義的先決條件。

1919年5月4日學生抗議的初因是北洋政府與日本已經持續了四年的秘密談判，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控制山東包括膠州灣、滿洲南部、內蒙古東部，據此，雙方簽署了《民四條約》、《關於山東之條約》、以及秘密軍事協定。1917年初，《京報》（英文）因刊載中日秘密條約，被關閉，記者陳友仁被拘留。隨後，《晨報》、《國民公報》和《益世報》等報刊繼續報導和評論北洋當局中日秘密條約。在1919年初，這些報紙連續報導北洋政府在凡爾賽和會上的談判過程。在一戰戰勝國五強（英、法、意、日、美）同意日本接收德國在山東特權後，《晨報》和《國民公報》在同年5月2日發表了《外交警報警告國民》，報導了北洋政府在巴黎談判失敗，準備在日本享有山東特權的條約上簽字。

北京大學學生5月3日晚開會，並邀請北京其他院校學生代表與會，決定5月4日遊行。1919年5月4日，北京約20所院校遊行抗議，從天安門遊行至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入口處，受到警察阻止，遊行人士改道前往外交部和曹汝霖住宅。曹汝霖是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期間負責談判的外交次長，五四抗議前一年（1918年）任財政部總長，經濟資助北洋政府當時主導派系安福俱樂部。抗議人士到達曹宅後，要求曹汝霖出面解釋與日本締結密約的情況，軍警試圖驅離，示威人士與之對峙，幾名示威人士躍入內院後，打開前門，遊行人士大量湧入，未找到曹汝霖，示威人士放火燒了曹宅，並打傷了在曹宅訪問的駐日公使章宗祥，他曾代表北洋政府與日本秘密簽訂《濟順、高徐兩條鐵路的借款預備合同》。傍晚，遊行人群散去時，軍警逮捕了現場幾名學生，沿街逮捕了正在返校的數十名學生。

自5月5日，北洋政府下令限制學生活動，並把被捕學生移交法庭處置，一些官員提議解散北大，並撤銷蔡元培校長職務，引發了北京學生繼續抗議，前往警廳，要求釋放所有學生，並開始罷課，沿海城市學生聲援，發動市民支援，抵制日貨，反對當局簽署的不平等條約。5月7日，參與示威的北大學生郭欽光在醫院中死亡，消息傳到其他城市高校，學生們為郭欽光舉行追悼會，並如北京學生一樣成立學聯。

5月21日，日本當局在五四抗議數天後，照會北洋當局，認為五四風潮與報刊文字有關，要求北洋當局對相關新聞加以取締，並壓制學生抗議。5月23日，《益世報》刊載〈山東第五師全體士兵敬告全國同胞電〉，稱第五師全體士兵支持學生和民眾行動。 次日，這份報紙也刊登了日本政府照會北洋當局內容，隨即，京師警廳逮捕《益世報》編輯潘雲超，查封報館，這更激起了獨立於政府的媒體廣泛報導五四抗議的相關議題。6月2-4日，北京軍警毆打上街宣傳的學生、教師和聽眾，逮捕逾千名學生，激起了天津、青島、上海、廣州等沿海城市市民集會、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在武漢等地，軍警毆打和逮捕講演學生，並威脅學生如果未來有公開反日講演，立即槍斃，這些城市的學生轉入鄉村發動農民。

辛亥革命後，軍閥、官僚竊取權力，復辟帝制，阻礙變革專制制度，許多知識人對現實政治極端失望。以民主、科學和民權為理念的知識人以此傳播新思想，推動文化和教育的改變，影響大眾思維和生活方式。1919年五四運動不僅使這些知識人重新燃起參與政治的熱情，認為參與政治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運動過程中數百萬學生、普通工人、農民和商人討論內外大事，反對不平等條約，他們獨立於任何政黨、派別和政府，參與運動，塑造了五四運動在歷史中從未見過的社會特質;出版和新聞業從19世紀後期已經有了發展;經過這場運動，更成為傳播民間獨立和多元表達的重要管道，批評和監督政府更有力量。自1920年，五四運動參與者和回國留學生在中國歷史上最大程度推廣了平民教育;改變勞工缺乏保護的狀況，勞工運動和組織成為社會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傳播，加速了父權家庭制度的沒落，推動了落實女性參政權利和男女平權，女權運動開始興起。

如果以1919年5月至9月有200多個城市參與的學生示威和民眾抗議為標誌，這可稱為狹義的五四運動。如果從五四運動前期新思想與舊理念論戰和傳播，後期推廣普及教育以及不同觀點的論戰，其時間範圍自1916年至1924年，這可稱為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一年前爆發的示威，是五四抗議的初始，為抗議北洋政府與日本簽訂的條約，留日學生集體回國，北京學生在總統府前的遊行請願（1918年）。自1916年，《新青年》、《晨報（附刊）》、《新潮》、《每周評論》、《努力週報》等報刊物主張新文化，改變中國不僅需要政治革命，而且需要更廣泛思想、觀念的改變，以此帶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真正變革。新文化運動推廣了白話文，改變文學形式; 通過民主、科學和平等的觀念與專制、玄學和等級的辯論，推廣理性和人文精神，並以此推廣了民眾的普及教育。蔡元培以「思想自由，相容並包」對北京大學的改革，對中國教育產生了重要影響。新文化雜誌與軍閥等支持的雜誌和舊派文人的辯論，面向公眾，使其瞭解不同思想，鑒別和比較，而不像攻擊新文化運動的人士，爭取的只是政府的干預; 對比而言，五四新文化運動不訴諸政府裁判，而是民間自我探索和賦權的過程。五四運動對內部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以及後續幾代人產生了持續影響。

以下請讀續篇《紀念1989年民主運動36週年(2)：辨析中共對五四的敘事與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