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湖南益陽六四回憶之三:黨平息了暴亂,卻失去了民心

  • 時間:2020-03-25 17:50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作者說,他被打上「反革命」烙記,卅年來飽受政府恐嚇關押,是從「六四」被中共的坦克車血腥鎮壓之後才開始的。圖為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圖片:取材自網路)

我一直覺得,我的六四,或者說我被打上「反革命」的烙印,成為中共的「國家敵人」,三十年來飽受政府的恐嚇、監控和關幾天小黑屋之折磨,是從「六四」被中共的坦克車血腥鎮壓之後才開始的。更加具體地說,是從1989年8月24日的夜晚開始的。

8月24日這個日子,其實我已經記不清楚了。這要感謝中共給我的《勞動教養決定書》,其中的罪狀之一,就是「89年8月24日,龔(與劍)夥同......等人書寫數張針對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標語,分別張貼在益陽市城內地段的電桿和牆上。」

我和小夥伴們當年在十二、三歲的年紀,會犯下這種「反革命大案」,現在回想起來,不外乎兩個原因。

其一,六四之後,湖南是緊跟鄧小平,左得最厲害的幾個省市之一,人人必須「向黨交心」,表態「擁護黨中央平息反革命暴亂」。在六四槍聲猶在耳旁回響之時,這種文革似的審查運動,自然而然引發人民反感。大人們白天在工作單位憋了一肚子氣,回家之後,卸下面具和心防,在餐桌前痛罵幾句那些開槍鎮壓學生的屠夫們,傳到孩子的耳朵裡,轉化為敬佩、支持和同情為了中國的前途命運挺身而出,卻慘遭鎮壓的大哥哥大姐姐們。

其二,中共從幼兒園開始的愛黨洗腦教育,在無形之中把我們洗腦成了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人。1980年代中國的孩子們是看著《小兵張嘎》、《閃閃的紅星》長大的。電影裡的主人公,都是十二、三歲年齡的少年兒童,卻可以在黨的領導下拿起刀槍和「日軍」、「蔣匪」戰鬥,成為了「英雄」。現在換成我們出來,和敢於向學生開槍的「共軍」戰鬥,又有什麼可怕的?


《小兵張嘎》、《閃閃的紅星》(網路圖片)

「共軍」這一個詞,也要感謝中共的愛黨電影讓我們知道。「不是國軍無能,而是共軍太狡猾」,當電影《南征北戰》之中作為反派的國軍張軍長向上層求援,誇張說出這段話之時,電影院裡總是會響起歡快的笑聲。

8月24日的晚上,我和另外三位小夥伴,如約來到約定之地。每個人都帶來了自己用毛筆書寫的標語和張貼用的漿糊,其中一位心細的夥伴還帶來了刷漿糊用的刷子。在出發之前,我還仔細檢查了一下他們標語所用的紙張,以確保沒有遺漏下「某某單位用箋」之類的「罪證」。

老實說,8月24日晚上張貼的那些標語,內容和質量都是膚淺的,無非是一些「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鎮壓學生罪該萬死」、「愛國學生萬歲」之類的內容。

沒有想到,正是這些直接了當的「打倒 」,卻觸碰到中共官方最敏感的神經。中共的官員們天天忙著打倒別人的同時,也時時刻刻恐懼害怕被別人所打倒。所以,幾個小孩子張貼的幾張「打倒」,折騰益陽整整三個月「人鬼不安,雞犬不寧」。

8月25日的早晨我是被淒厲的警笛聲吵醒的。出門走到街口,一隊隊的警察已經封鎖了街道(我們張帖標語的地方散落在住家的一公里範圍內),荷槍實彈,如臨大敵。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1989年的我們有現在的電腦和打印機,中共警察也無法在1994年用對比筆跡的方式把我和小夥伴們抓出來。

不過,如果在今天這種全中國如同《1984》一般已經密布監視器的「天網」之下,當時我們的行動,借用一句現在影視流行語:就算我是男主角,也活不過「第一集」。

但是在1989年8月的益陽,我和我的小夥伴們平安活過了「第一集」。


法國出版連環漫畫,紀念六四。(圖:法廣)

在1994年六月份,益陽市公安局的一位政保公安,在提審我時無意間講過一個故事。

益陽出現「反革命標語」大案,湖南省府震怒。省公安廳一位高官迅速帶隊來益,成立「824」專案組,限期破案。

三個月過去,毫無進展。那位省公安廳的高官無功而返,在告別的宴席上,高官當著這個政保警察和他的同事們的面,摔了一個酒杯,並怒罵:為什麼人民現在都同情和掩護黨的敵人了?

在1989年6月4日之後的中國,軍警成為了中國人民最憎惡的人。儘管中共掌控的官媒在日復一日讚美「人民子弟兵」的忠誠和奉獻,說他們是「當代最可愛的人」,但軍警自己其實都清楚,六四的槍聲,已經宣告他們變成了人民眼裡凶殘的劊子手。


1989年6月4日凌晨,人民大會堂前軍人持槍指向學生。(圖:維基百科)


1989年6月4日,群眾使用木板車運送傷員。(圖:陳木南/《人民不會忘記》香港記者協會)

鄰居家的兒子在廣東湛江當海軍軍官,六四發生幾個月之後回家探視,在湛江一出營房就偷偷脫下了軍裝換上便服。他不好意思地解釋說,「老百姓現在太仇恨軍人。我怕自已一個人穿著軍裝在旅途中被人砸磚頭甚至捅刀子出意外。」

我出獄回家之後,曾經和父親有過一次徹夜長談。我才知道,在當年,「824」專案組最多時有一百多人,專案組將那些標語的照片發放到全市的每一個居委會和單位,希望以筆跡查人。一無所獲之後,又在張貼標語的三公里範圍內規定,十六歲以上人人須去居委會寫毛筆字核對筆跡。

父親說:「基層組織的黨員和幹部,其實都是像爸爸媽媽一樣的普通老百姓,都是同情支持學生的。當時,專案組每天下午下班之前會去居委會收可疑的筆迹,幾乎都是同一個答案:沒有。沒有人民的真心支持和基層組織的全力配合,一百多人的專案組不可能在幾十萬人口的排查中找出你們來。」

「所以,你要感恩和敬畏這些有良知的人民。」父親很嚴肅看著我:「六四鎮壓之後,在民間流傳著這麼一句話:黨平息了暴亂,卻失去了民心。如果不是大家都覺得愛國學生無罪,全社會都有一種抗拒的心態,你覺得在1989年八月不會被抓捕嗎?」

我想起來,在1989年8月24日晚上張帖標語之後的第二天上午,就有兩位國小同學來我家,神秘地問我標語是不是我貼的?因為「我們認識你的字跡」。見我喃喃無法回答,他們會心一笑,將拳頭握著舉到右耳邊,這在中國是鄭重宣誓的意思:「放心,我們絕不會出賣你」。

我看著父親,父親也看著我:「直到今天,很多的中國人依然堅信六四是被鎮壓的,學生們是無罪的。」他慈愛地看著我,用他溫柔的手摸了摸我的額頭:「所以,孩子,不要失去對生活的信心。歷史一定會證明你是無罪的。」

【延伸閱讀】我的湖南益陽六四回憶之一

我的湖南益陽六四回憶之二

作者》龔與劍  參與1989年湖南益陽六四民運,後遭勞改2年。2012年組讀書會遭關切後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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