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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3日晚上8時左右，我們特別糾察隊成員仍未吃上晚餐，大家都已經饑腸咕咕的，但仍然要面對一波波洶湧的人潮，極力維持劉曉波、侯德健等4人絕食請願現場的秩序。
我出面向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物資處的一位負責人反映情況，說明按照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要求，我們特別糾察隊必須堅守到翌日中午，時間漫長，任務艱巨，相當辛苦，因此希望能夠為我們特別糾察隊提供晚餐。這位物資處負責人雖然答應了我的要求，但依然遲遲沒有給我們特別糾察隊提供晚餐。
就在我們特別糾察隊成員在挨餓之時，我看到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物資處將大量盒飯提供給以各種理由來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的人員，其中有濃妝豔抹的女性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的臺階上吃得津津有味的，這對特別糾察隊成員產生了強烈的刺激。我在安撫特別糾察隊成員的情緒之後，再次與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物資處的負責人交涉，沒有得到什麼所要的結果，終於忍不住對他大發雷霆，甚至以撤走特別糾察隊相威脅，但依然無濟於事。
港各界捐款購物資 為廣場添助力
此時，有一位好心人主動告訴我，在天安門廣場東北角有一個由香港人設立的物資供應站，在那裏可以領取食物和飲料。我立即叫上幾名特別糾察隊成員，跟隨我一起去香港物資供應站。香港物資供應站設在一座大帳篷中，我向香港物資供應站的一名人員說明了情況並提出了要求，他馬上答應了我的要求，給我們特別糾察隊成員每人一個麵包、每兩個人一瓶軟包裝汽水。我表示了感謝，並有點好奇地詢問香港物資供應站的情況。他回答說，香港物資供應站主要由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赴北京聲援的學生代表負責管理，從香港運來了帳篷等物資，並就地在北京購買食品、飲料等，資金來源是香港各界團體和民眾的捐款。他還介紹說，香港物資供應站目前主要的幫助對象是從全國各地赴北京聲援的高校學生。
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外地赴北京聲援的高校學生；要麼露天而臥，要麼住在公車或帳篷中。1989.5.19（六四檔案）
我非常認同香港物資供應站將外地赴北京聲援的高校學生作為主要幫助對象的做法。外地赴北京聲援的高校學生居無定所，許多人睡在草坪上或馬路邊，三餐不繼，每天最多能吃上兩餐，而且餐餐幾乎都是乾麵包，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全靠一股追求民主與自由的熱情支撐著。天安門廣場上雖然成立了外地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外高聯），但由於缺乏人力、物力和能力，並未對流動性很強的外地赴北京聲援的高校學生實行有效的管理，提供有力的後勤保障。
全國332高校數十萬學生先後赴北京聲援
自1989年5月下旬以來，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外地赴北京聲援的高校學生，他們來自於全國各地的數百所高校，沒有統一而嚴密的組織，加之流動性又強，管理上的難度的確很大。據中共官方有關部門統計，在北京高校學生於1989年5月13日在天安門廣場發起絕食請願以後，全國各地總共有332所高校的數十萬名學生先後赴北京聲援。
群眾熱烈支持學生的爭民主自由要求。五月的北京，意氣風發的年輕人趕赴天安門參與遊行。1989.5.19（六四檔案）
在北京的香港學生加入遊行示威的行列。1989.5.28（六四檔案）
據我所知，當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物資供應按理說不應該缺乏，因為海內外的大量捐款和資助物品都湧向了天安門廣場。我的同事、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教師萬新金，拉著幾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作為骨幹，在天安門廣場成立了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據悉，他們以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的名義，每餐都能從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物資處領到二、三百份盒飯。
港學聯協助重整廣場秩序
當時，天安門廣場的秩序有些混亂，雖然在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赴北京聲援的學生代表協助下，於1989年6月1日經歷過一次全面性的整頓工作，統一搭起了由香港各界團體和個人所捐助的帳篷，表面狀況有了很大的改觀，但實際上的操作和管理仍顯示出混亂，年輕的學生領袖們對管理人潮洶湧的天安門廣場和流動性很強的外地赴北京聲援的高校學生確實有些力不從心。
當時負責協助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和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整頓工作的，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二年級女學生、國是學會前任幹事潘毅。潘毅先與一些赴北京聲援的香港同學設計出一張天安門廣場整頓工作的規劃圖，其中包括數百個帳篷、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物資供應站、醫療救助中心、「民主女神」塑像、天安門民主大學的設立位置，然後由赴北京聲援的香港學生根據這張規劃圖，逐步重整天安門廣場秩序。
1989年5月29日，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所捐助的大批帳篷運抵北京，香港赴北京學生代表遂發動外地赴北京聲援的高校學生參與搭建帳篷，短短兩天之內，就在天安門廣場設置了三百多個新式帳篷，解決了天安門廣場上約一半外地赴北京聲援的高校學生的住宿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