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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九八九年九月下旬回到中國政法大學以後，無論是進出小平房院子，還是待在小平房院子自己的住所，幾乎每天都會想到關押在獄中的陳小平、劉蘇裏，想像他倆在獄中的各種遭遇。陳小平是我的鄰居，抬頭不見低頭見，我幾乎每天都會到他的住所或随意聊天，或一起觀看電視新聞。劉蘇裏雖然與妻子住在校外，但他在小平房院子也有住所，有時也會來小平房院子，而在八九民運爆發以後幾乎每天都回來小平房院子。
經過多方打聽，我終於得知陳小平、劉蘇裏都被關押在秦城監獄，並得知有數百名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也都關押在秦城監獄，他們都是被中共當局視為要犯、重犯和幕後黑手的人物。其中的學生領袖有被中國公安部公開通緝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中的王丹、劉剛、周鋒鎖、翟偉民、王正雲、馬少方、楊濤、張銘、王治新、王有才、熊煒、鄭旭光、熊焱等人，還有其他的北京和外地的學生領袖及學運積極分子，其中北京的有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邵江、北京語言學院學生領袖張前進、北京理工學院學生領袖陳衛，外地的有趙常青、趙昕、連勝德、潘強等人。其他各界的人士有包遵信、陳子明、王軍濤、劉曉波、任畹町、鮑彤、戴晴、呂嘉民、吳稼祥、陳波、溫傑等人。
秦城監獄不是一座普通的監獄，而是一個讓人們感覺神秘的處所。秦城監獄位於北京市昌平區興壽鎮秦城村，於一九六零年三月十五日落成，是唯一一座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的監獄和看守所，由公安部管理局管理。秦城監獄本來是專門關押涉及重大國家安全犯罪的囚犯、掌握國家重要秘密的囚犯，以及具有中共省部級和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身份的囚犯。出乎意料的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事件以後，秦城監獄竟然成為關押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領軍人物和重要參與者的場所。
記得大約是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一位消息靈通的朋友告訴我，中共當局將要對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和所謂的「幕後黑手」進行大規模的審判，其中一些人士很可能會被判處死刑。當時我相信一些人士會在大審判中被判處死刑，原因有二，一是此前中共媒體曾經公開報導北京市有七位人士被判處死刑，上海市有三位人士被判處死刑，後來在國際社會和國際輿論的壓力下，中共媒體不再公開報導死刑判決的消息；二是按照中共當局的歷來做法，反革命集團案件的首犯和主犯通常都會被判處死刑，何況北京發生了所謂的反革命暴亂，規模和影響都非常之大，一些被中共當局視為反革命暴亂的領導者和策劃者自然會被判處死刑。
得知中共當局即將進行大審判的消息，讓我更為擔憂關押在秦城監獄的八九民運同道和朋友，尤其是擔憂陳子明、王軍濤、包遵信、陳小平、劉蘇裏這些被中共當局視為「幕後黑手」的人士。當時我有一個基本判斷，在中共當局即將進行的大審判中，判刑最重的將會是所謂的「幕後黑手」，其次是知識界人士，再其次是學生領袖。
我及時向幾位可靠的朋友通報了中共當局即將進行大審判的消息，朋友們都認同我的基本判斷，中共當局會將王軍濤等「幕後黑手」判處死刑。同時達成了一個共識，必須有了解王軍濤等人情況的人士儘快到海外介紹王軍濤等人的情況，呼籲國際社會和國際輿論予以聲援和營救。當時國際社會和國際輿論瞭解並關注的是王丹等二十一名學生領袖、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領導人韓東方、賀力力、劉強，以及滯留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方勵之，因為中國公安部門在六四屠殺事件之後對這些人士發出了公開的通緝令，而對王軍濤等人中國公安部門沒有公開發佈通緝令，只是在內部發佈了通緝令。中國公安部內部發佈的一份通緝令將嚴家其、王軍濤、陳子明、包遵信、陳一咨、蘇曉康、萬潤南視為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最重要的「幕後黑手」，作為重點的追捕對象。其中，嚴家其、陳一咨、蘇曉康、萬潤南成功逃離了中國，王軍濤、陳子明、包遵信最終被捕入獄。
讓我和幾位朋友感到為難的是，當時要派瞭解王軍濤等人情況的人士出國，偷渡出境是惟一的途徑，而我們卻沒有偷渡出境的管道。我們本來可以聯繫香港「黃雀行動」組織請求幫助，但此前「黃雀行動」組織在營救王軍濤、陳子明的過程中失利，導致王軍濤、陳子明和兩名「黃雀行動」組織的成員被捕，顯然有人事先向中共有關部門泄露了營救計畫，這讓我們覺得不能聯絡「黃雀行動」組織，只能自己想辦法解決偷渡出境的問題。
我的幾位朋友都是單純的讀書人，對有關偷渡出境的事情一無所知，也沒有任何管道可以瞭解到有關偷渡出境的資訊，只有我有可能瞭解到有關偷渡出境的資訊，從而解決偷渡出境的問題，畢竟我出生成長於沿海地區溫州，溫州某些地方民眾又有偷渡出境的習俗，而且我曾經在溫州公安邊防部隊任職，主要的職責就是防止「境內敵對分子」偷渡出境和臺灣情治人員偷渡入境，對溫州沿海地帶的偷渡情況有所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