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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倫敦舉辦2023年首屆世界維吾爾基督教大會是一次意義深遠的經歷，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這本來是一項個人倡議，旨在探索在現在以穆斯林為主的維吾爾人中復興基督教信仰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它引起的興趣、出席的講者、專家和其他參與者的素質，以及所涵蓋主題領域的深度和廣度都令人震驚。事實證明，這不僅僅是一次學術活動。這也是神的呼召。我相信我被選為耶穌的前線戰士。我祈求主與我同在，讓我按照他的意願侍奉他。為了給我力量，我需要面對即將到來的戰鬥和挑戰，在我的人民中傳播耶穌的世界。
會議結束後收到的反應、關注和積極反饋讓我感到驚訝和謙卑。隨後，學者、宗教學者、宗教領袖和不同興趣的個人找到我，祝賀我會議的成功。許多人提供的道義支持、建設性意見、建議和路線圖點燃了我對幾年前我開始的這一使命的未來的希望。除了精神支持外，個人、信仰機構和慈善機構的成員也暗示將更加切實地參與該項目的未來。許多人表示願意為即將開展的活動做出貢獻，一些人已經承諾提供物質支持，並為下一步提出可行的計劃。簡而言之，這是一次壓倒性的、令人振奮的經歷。
讓我措手不及的是，我從維吾爾同胞那裡得到了積極的反饋； 一種意想不到的熱情完全顛覆了我對自己的人民先入為主的看法，我以為他們是熱心而無知的狂熱分子，但 除了可預見的敵意、批評、謾罵和死亡威脅之外，許多人表現出的熱情和熱情令我感到鼓舞。有關此次會議的網上搜索量激增，並收到多項關於維吾爾僑民中維吾爾基督教歷史資料的詢問。他們中的許多人主動詢問世界維吾爾基督教協會的起源、目標、長期路線圖以及對維吾爾民族未來的好處。尤其令人欣慰的是，看到他們中有如此多的人表達了加入（或更準確地說，回歸）基督教的興趣和願望。這些肯定的反應讓我確信自己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同時也證明了反對者的錯誤，他們認為組織維吾爾基督教會議的想法幼稚且衝動，是錯誤的。
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這都是一次勝利。 尤其是，當伊斯蘭保守主義似乎成為中國境內外大多數維吾爾人的主要政治意識形態時，提供另一種宗教選擇就像逆流而上。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有價值的實驗。我們評估了伊斯蘭教對維吾爾族社區精神和政治生活的影響力，並揭露了民粹主義外表下的裂痕。面對中國在新疆的暴行，穆斯林世界的罪惡沉默似乎在開明派和現實主義者對伊斯蘭教的失望和幻滅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總之，我們扔了一顆石子，漣漪打開了閘門。這片土地已經準備好澆灌基督教先驅者一千多年前播下的種子，並將這群迷失的羊群帶回耶穌基督的懷抱中。我堅信，是重新點燃在我的同胞集體潛意識中醞釀的火焰的時候了。
我相信，當我們探索在我的人民中伊斯蘭教與昔日維吾爾王國繁榮的基督教歷史的血腥歷史時，事實勝於雄辯。我認為我們可以幫助人們看清伊斯蘭教義，並幫助他們在面對事實時做出自己的決定。他們會認識到伊斯蘭教對我們來說是一條死胡同，而基督教是隧道口的光明和永恆救贖的大門。我知道我所建議的是一項漫長的使命，需要花費一生的時間才能看到任何實際的成果，但我堅信，每一次漫長的旅程都必須從一小步開始。
在經歷了近千年的空虛、失望、被征服、貧窮和外國統治之後，是擁抱耶穌基督教文明和現代文明的時候了。在深入考察維吾爾族人民的精神和宗教歷史、他們的文化遺產、歷史進程和伊斯蘭化的影響後，我相信，我們最好重新找回我們作為基督教教徒的歷史，而不是固守一種宗教，因為那個宗教目前是處於人類歷史上一切美好事物的對立面上。這是傳播耶穌聖言並重新點燃因伊斯蘭教到來而在這片曾經以基督教為主的土地上熄滅的火焰的使命。我將解釋為什麼我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提議，也是維吾爾人民的前進之路。
維吾爾人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維吾爾族是一個定居的突厥民族，起源於中亞東部，即今天的新疆。他們被拼寫為「維吾爾人」、「回鶻人」、「畏兀兒」、「回紇人」或「烏紇人」，在民族文化上屬於現代中亞國家講突厥語的民族。該術語的詞源尚未破譯，但有人認為該名稱起源於古突厥語。當代維吾爾語族名詞源的現代解釋是「團結」、或「友好」。 突厥學家或研究突厥語言和文化的學者似乎認為它的意思是「同胞，適應自己」。然而，許多學者認為尚不清楚它是部落名稱還是民族名稱。
中國文獻中對回鶻部落的最早記錄出現在北魏編年史（4-6世紀）中，稱為元和，與一個名為高車或高車的游牧聯盟有關，後來稱為鐵勒（維舒‧麥爾 ，2006）。此詞在《唐書》中出現為「回和」，在八世紀末九世紀初的《五朝古史》中出現為「回胡」。 在後來的中文資料中，這個詞一般指的是八世紀中葉至九世紀初統治蒙古草原的突厥部落聯盟。這個名字自 15 世紀以來就從歷史中消失，後來在 20 世紀重新引入，以識別塔里木盆地和吐魯番盆地（即現在的南疆或南江）講突厥語的定居居民。
嚴格來說，現代維吾爾人的民族起源是不確定的。他們是古代居住在塔里木和吐魯番盆地地區的不同民族文化群體的混合體。他們的祖先可能與古代伊朗東部的薩卡人和粟特人（中國人稱之為賽人）、印歐語系的吐火羅人和蒙古的古代維吾爾人有關。這種複雜性並不總是反映在中國政府和維吾爾活動人士炮製的當代史學中。我想說的是，在古代維吾爾人和現代維吾爾人之間劃出一條直接的界限，至少可以說有點理想主義和非歷史性。然而，20世紀初，當該地區處於軍國主義總督盛世才的統治之下時，維吾爾一詞在蘇聯和西方東方學家的幫助下成為了一個民族標籤。
不管怎樣，就本提案的目的而言，只要知道維吾爾族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是在現代出現的就足夠了。20世紀初之前，並沒有一個包羅萬象的團體名稱來指代現在登記為維吾爾族的集體。他們很難想像自己是一個現代民族意義上的統一群體。人們根據自己的出生地（喀什噶爾里克、和田里克等）或宗教信仰（穆斯林）來進行認同，主要是取決於具體情況。這一歷史事實得到了當地直到20世紀初所編撰的維吾爾語歷史的證明。因此，歷史上將不同群體稱為維吾爾人是不合時宜的。儘管如此，為了保持一致性和清晰性，我在漫長的歷史中一直使用這個術語。
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這個民族名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下，維吾爾族名稱獲得了現在的含義。現在，它包括具有不同歷史和血統的不同群體（例如多蘭人和羅佈人，他們在民族文化上更接近衛拉特蒙古人和吉爾吉斯人）。 因此，當地人講述的維吾爾歷史/故事是出於目的論進行回顧性想像，以驗證維吾爾人在該地區的史前存在，相對於中國對維吾爾故事的敘述，該故事聲稱自「遠古」以來，這片土地就屬於中國人。 或者至少這是我們在上個半世紀被講述的故事/歷史。正如圖姆正確地觀察到的那樣，「維吾爾人創造歷史的故事是一個關於征服和叛亂、長途旅行和感人儀式、綠洲市場和沙漠聖地、外國聖人、手寫報紙、建立友誼、借出書籍、欺騙審查者的故事」（圖姆， 2014:1)，即它是一個位於時間和空間上的多層大雜燴。
儘管如此，中國人並不否認維吾爾人與維吾爾聯盟有聯繫，維吾爾聯盟在蒙古的牧業王國被吉爾吉斯部落聯盟擊敗後於 849 年到達現在的吐魯番。基於這一推理，中國政府堅稱現代維吾爾人不是這片土地的原住民。根據中國古典資料，古代維吾爾人在九世紀左右到達該地區，現代維吾爾人並不是這些游牧定居者的直系後裔，而是該地區古代居民與維吾爾人和蒙古人的混合體（新疆的歷史與發展， 2004）。 他們在綠洲小鎮定居，建立了卡拉曲舉（交河）回鶻王國，自稱是唐朝的附庸，並採納了當地人的定居文化。這個回鶻王國首先於 1130 年代被卡拉契台征服，並於 1209 年被向東擴張的蒙古帝國吞併。此後，這片土地被連續幾個伊斯蘭化的蒙古王朝統治，直到 18 世紀被滿清吞併。該地區後來被國民黨政權繼承，接著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佔領。
如今，維吾爾族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56個民族之一。據官方統計，他們約有一千二百萬人，是新疆省十三個歷史居民中最大的民族，因此，該地區於1954年被共產黨政權命名為維吾爾自治區。
宗教與文化
在該地區伊斯蘭化之前，現代維吾爾人的祖先信仰許多當地神靈。他們崇拜騰格里、游牧民族的薩滿教和萬物有靈論的信仰體系、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曾是維吾爾王國的國教。他們還信奉佛教和東方教會或景教。許多信仰體系在該地區的文化景觀中留下了印記，一些古老的儀式也滲透到民間伊斯蘭教中，至今仍被遵守。
儘管伊斯蘭教逐漸成為該地區的主導宗教，但基督教卻在逆境和迫害中倖存下來。根據共識，人們認為伊斯蘭化始於十世紀左右，隨著卡拉汗尼德統治者之一的蘇丹薩圖克·布格拉汗(Sultan Satuq Bughra Khan) 的皈依，但又花了七個世紀才完成。這是在伊斯蘭化的察合台蒙古統治下實現的，蘇菲派霍賈人在 17 世紀奪取了塔里木和吐魯番盆地的政治和軍事權力。當伊斯蘭教到來時，基督教的過去已經被佛教的崛起邊緣化，穆斯林大多與吐魯番、和闐和科察等佛教王國作戰。隨著 1750 年代滿清擊敗準噶爾，穆斯林的影響力得到加強。
我同意泰勒關於750年穆斯林戰勝中國人影響的觀點，這是中國在怛羅斯戰役中與勝利的阿拉伯軍隊唯一一次有記錄的遭遇。正如他正確地描述的那樣，「怛羅斯之戰並不是一場大戰，但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消除了對伊斯蘭教和阿拉伯人的東進的唯一重要障礙」（Tylor，2003：43），並為伊斯蘭教向東擴張打開了大門走向我的祖國。 因此，伊斯蘭化可能始於十世紀，但基礎的鋪墊要早得多。(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