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運動之前的民謠、抗議內容和形式 - 新聞

觀察1989年運動之前的民謠、抗議內容和形式，有助於瞭解這場運動的起因和軌跡。那麼，1989年運動前民謠、抗議內容揭示了中共政權的何種特點哪些相關的社會問題？這些民謠和抗議的內容和形式如何影響了1989年運動？

1.民謠揭示了中共制度性壓迫和剝削

1980年代中後期，官倒猖獗，物價飛漲，造成相當數量城鄉居民實際生活水準下降，民怨加深。不少流行的民謠反映這種狀況：「市場供應緊繃繃，經濟秩序亂哄哄，官倒私倒忙匆匆，平民百姓氣沖衝」;「鄧小平的兒子賣彩券，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註1)。其中一首民謠改寫了中共宣揚領袖個人崇拜和政黨專制《東方紅》的歌詞：「西方白，太陽落，中國出了個鄧開拓。他為兒女謀幸福，他叫俺們各顧各」。與農民稅收負擔加重，國營「特權尋租」，中共黨政軍幹部及子女建立的官倒公司洗劫所有勞工階層的狀況對照，這些民謠反映了越來越多的平民認識到中共假公濟私的制度特點，以「公有制」名義與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結合，中共官僚階層以此更多地榨取民脂民膏;以「各顧各」逐底競爭的策略使社會階層內部分裂和散沙化。

2. 反抗壓迫和控制，公開批評專制和腐敗，踐行遊行集會權利

1977-80年，工人和學生爭取民主和公民權利，主要藉助於民主牆、民刊、獨立於官方的民間自組織以及在高校和工廠獨立參選區級人大代表。鄧小平等中共元老牟取最高權力後，禁止張貼大字報，禁止民刊和民間自組織註冊，取締地下民刊和民間自組織，壓制獨立參選人。1979年，中共將「尋釁滋事」和「反革命罪」載入刑法條文，1980年，在憲法中取消「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條文，1982年，在憲法中加入四項基本原則;以法律限制公共自由表達和空間，廢除了結社權利，禁止公開批評中共一黨獨裁和揭露中共制度特點。從1985年起，北大和其他高校學生以大字報，校園自由談，上街遊行，知識人自辦刊物，成為這個階段反抗官方壓制，爭取基本權利的主要方式。在1980年代中後期的學生抗議中，都有反映農民和工人處境的大字報，也有農村知識農民和工廠工人直接在大學校園張貼大字報，參與示威抗議;一些地方出現農民示威，抗議打欠條、打白條，拖欠農民款項和日益繁多的苛捐雜稅。

1980年代，絕大多數高校學生來自於出賣體力和腦力勞動的農民、城市工人和知識人如教師的家庭。從1985年起，由於物價快速上漲，多數學生得到家庭資助、貧困學生得到助學金的數量低於維持基本生活的開支，必須節衣縮食，一些學生不得不通過出賣腦力或體力勞動，獲取少量報酬。由於食堂飯菜價高量少，不少高校學生罷餐，並在校園內張貼大字報抗議，也有在校園內的集會抗議。1986年春，《青年馬克思者宣言》分析了中共自稱的「公有制」事實上是中共官僚所有制，號召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共同反抗中共官僚階層。

3. 遊行、集會、靜坐、自組織爭取民主

1986年12月，中國科技大學學生反對操控選舉，上街遊行，其他地區高校學生也以大字報、遊行和靜坐，反抗壓制公民權利，其中有大字報將「四項基本原則」、「反革命罪」比喻為鉗制公民權利的「緊箍咒」。中共為防止形成了自發跨地域的接力抗議傳遞到北京，以《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十條規定》應對，事實上取消了和平集會遊行的權利。隨後，中共核心元老鄧小平鎮壓了各地抗議，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利」為由，迫使其下臺，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整肅異議人士，這為1989年抗議提供了潛在的導火索。

1988年3月兩會期間，北大等高校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為兩會代表和委員擦皮鞋。同年6月，柴慶豐遇害後，北大大字報、集會講演、學生自組織行動委員會提出了十條主張：「1.政治改革，促進民主；2.言論自由；3.廢除反革命罪，釋放所有政治犯；4.修改北京市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使其符合憲法，保障遊行集會自由；5.新聞自由，取消報禁；6.減少政府官員在人大代表的比例；7.直接選舉全國人大代表；8.增加教育經費，保障基礎教育；9.健全法制，保障人權；10.新聞界公佈上述主張。 1988年下旬，知識界和學生以辦刊、討論會、串聯，開始準備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和法國大革命200周年的活動，凸顯民主和共和理念，反對當下絕對君主專制的現代版——一黨專制，這類活動一直持續到1989年初知識界的四封公開信。這個階段民間抗議的內容和形式，都直接影響了1989年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