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台文所博士後研究員林運鴻接受主持人王家軒專訪時表示，在威權高壓體制下書寫苦難並非單純客觀的描述，而是冒著極大遭清算風險的勇敢行動。他將認識歷史創傷的文本分為五大類：官方檔案、親歷者證言、歷史教育、歷史研究與文藝表現。他提醒這五種材料各有局限，因此理解歷史必須多方閱讀、交叉檢證。 針對學者汪宏倫提出「台灣有兩套平行且無共識的歷史記憶，因此應擱置轉型正義」的觀點，林運鴻認為，本土派敘述的是人民遭本應保護他們的國家政權無端剝奪與屠殺，而中華民國派的苦難則源於國共內戰失敗而流亡。兩者在道德究責的層次上截然不同。 節目中還談到，若站在黨國史觀的角度，或許會有人主張當年政權雖犯下錯誤，但也帶來了十大建設、台積電等經濟奇蹟，是否能以「功過相抵」的方式放下過去以求和解？林運鴻回應，道德問題必須獨立探討，不能因為遇到現實阻力就放棄道德責任，也不能因為獨裁政權曾帶來經濟利益就原諒其侵犯人權的瑕疵。林運鴻強調，轉型正義的核心不是政治鬥爭，而是台灣人選擇要建立什麼樣的「德性」，如果我們渴望一個將民主、自由與法治視為最高價值的國家，轉型正義就是一項絕不能用利益妥協、非做不可的道德責任。 本集節目重點...

主持人王家軒邀請台大台文所博士後研究員林運鴻，一同探討關於台灣文學中的「苦難書寫」、歷史記憶與轉型正義等重要議題。 林運鴻表示，台灣文學相關科系的發展與台灣民主化進程息息相關，相較於傳統中文系偏重中國古典文化，台灣文學的主流更具強烈的寫實主義色彩與現實政治關懷。針對曾任職促轉會的經驗，林運鴻說明，外界對促轉會的成效或許有褒有貶，但轉型正義不應僅是政府機關的單一責任，它更需要整個社會共同參與，去反思並面對過去曾發生過的歷史創傷。 關於「苦難書寫」部分，林運鴻強調，許多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記憶與集體認同都是建立在共同承受的巨大苦難之上，因為訴諸悲劇最能產生強烈的社會感染力與認同感。然而，台灣的困境在於社會內部缺乏「共享的苦難起源」。 對此，王家軒觀察，這確實是台灣社會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他以自身的生命經驗為例，指出外省族群的苦難記憶，多半圍繞著對日抗戰或隨國民黨撤退來台的艱辛流亡，但對本省族群而言，苦難的記憶往往是二二八事件，或是白色恐怖時期親友突遭特務抓捕的恐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經驗，導致不同族群對苦難的認知毫無交集，甚至產生排他性，進而影響了大家對「自己人」的界定。 針對苦難...

主持人王家軒邀請暗坑文化工作室創辦人吳柏瑋，深入探討威權時期「安康接待室」歷史。 王家軒點出，安康接待室地理位置極度隱密，當年美麗島事件的政治犯如陳菊、張俊宏等人，都是被蒙住雙眼帶入，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受難者回憶，最可怕的是精神折磨，像是24小時開著燈導致的睡眠剝奪、上廁所隱私的羞辱，以及與外界完全斷聯的未知恐懼。 針對安康接待室的空間設計與審訊手段，吳柏瑋表示，這裡的設計初衷就是為了隱蔽並製造時空錯亂。牢房沒有對外窗，偵訊室更貼滿高級吸音板，讓受難者聽不到外界聲音。吳柏瑋說明，調查局慣用「疲勞偵訊」，連續三天三夜不讓人睡覺，並逼迫受難者不斷重寫自白書，寫完立刻撕掉，反覆折磨直到對方精神崩潰。除此之外，審訊人員還會刻意調查受難者祖宗十八代來施壓，或利用年關將近的思鄉之情進行威逼利誘，或是在極度孤立的環境下，審訊者會偽裝成好人，讓無助的受難者對他們產生依賴感，藉此突破心防。 關於如何看待歷史檔案，吳柏瑋強調，官方檔案與受難者的口述歷史經常兜不攏，例如官方紀錄顯示安康接待室設有「放風區」，但政治犯的記憶裡卻毫無印象。因此，吳柏瑋認為，官方檔案代表的往往是官方說法與粉飾，絕對不能...

主持人王家軒訪暗坑文化工作室創辦人吳柏瑋，一同探討新店不義遺址「安康接待室」的歷史與功能。 主持人王家軒指出，身為新店人，過去雖知此地有許多不義遺址，但位於安坑的「安康接待室」因地理位置極其隱蔽，隱藏在山谷與茂密森林中，即便是在地居民也難以察覺其存在。該處曾是調查局審訊思想犯的祕密基地，美麗島事件的前輩如陳菊、姚嘉文等人都曾在此受難。 吳柏瑋表示，安坑地區因移民背景不同，在地認同與新店區有所區別。他成立工作室是為了建構地方主體性，避免傳統地名在快速的社會流動中消失。關於安康接待室的名稱，吳柏瑋說明，從早期的「大龍峒留質室」演變到「三張犁接待室」，再到「安康接待室」，皆是以溫和的中性詞彙掩蓋偵訊、刑求與囚禁的真實功能，讓外界無法從字面上理解其機關性質。他更進一步提到，安康接待室與景美人權園區不同。安康接待室是調查局在判決前進行高壓偵訊、筆錄製作的空間，受難者通常會先在安康被逼供出所需資訊，才會移送到看守所。 關於內部的空間設計，王家軒提及他對「工作區」與「休養區」等命名感到憤怒，認為這是極度的粉飾太平。吳柏瑋回應，調查局利用《解送人犯辦法》的法律漏洞，以「寄押」名義規避偵訊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