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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的日記寫於1986年，當時我13歲，剛上初中二年級，後來高中也寫了一些，高中畢業之後直到今天，從未中斷過，除了被失蹤、被關押並且被剝奪紙和筆的時候。這極大地彌補了我記憶力不好的缺點，有些事情已經20或30多年過去了，但我仍可以精確到某月某日，憑藉當時的文字，當年的場景、情緒和事件的細節仍歷歷在目，宛如昨天。
好了，故事開始。接下來是第三集，《生活的巨石》。
有些事情是那個年代的窮人無法體驗、甚至無法想像的，比如可以吃到本地不產的水果，香蕉、鳳梨、芒果之類，我小時候就沒吃過。比如喝牛奶。比如去餐館吃飯。比如去照相館拍照。比如學一件樂器，或者上一個跳舞或足球的興趣班。比如坐汽車火車去外地旅遊。那個年代絕大多數農民沒有離開過縣轄區，不少人甚至沒有離開過本鄉鎮（「人民公社」1980年後逐步改回以前的叫法「鄉」或「鎮」）。
農民沒有地方洗澡。夏天還可以到河裡游泳，其他季節河水要麼太涼，要麼結冰。縣裡後來有了一個公共浴池，但對農民來說，浴池太遠，也太貴。農村衛生條件差，營養跟不上，大人孩子身上、頭髮裡都長蝨子；晚上睡覺前脫了衣服抓蝨子，是經常性的活動。有時候趴在媽媽懷裡，媽媽就從我們頭髮裡捉蝨子。除了蝨子，還有蟣子和跳蚤。蟣子是蝨子的寶寶，跳蚤是動物界的跳高和跳遠冠軍。另外小孩子肚裡也會生蛔蟲，吃寶塔糖管用。
我們得到光明了！
小時候家裡沒有通電，晚上看書就點蠟燭，後來有了煤油燈和瓦斯燈。我保存的最早的日記是1986年開始寫的，我記下了那一年9月23日通電時的興奮心情：
「晌午一放學，快到家時聽人嚷著『有電了，有電了！』我飛也似跑到屋裡，匆匆打開開關，燈亮了！……我們得到光明了！」
(圖:Rohan Makhecha)
自來水就更晚了。整個小城子一隊只有一個手壓井，人們用扁擔挑著水桶排號接水，等待的時候就聊聊家長里短。有時候水流太小，有時候不出水；冬天水管裡的水凍了，要用熱水澆。連續幾天不出水的時候，就要推著手推車或挑著扁擔到更遠的村子裡去接水，有一些井是用轆轤提水的。村子裡每家通自來水是1990年之後的事情了。
除了苦中作樂 平靜接受 又還能怎樣
生活捉襟見肘，但日子靜靜地流過；我們姐弟四人都極懂事，很少惹大人生氣，主動做家務、幹農活，從不亂花一分錢，不在學校惹事，沒有抽煙喝酒打架等任何不良習慣，我們從不抱怨吃不飽或吃得不好；只有大餅子和鹹菜條我們也吃得津津有味。我們從不抱怨沒有新衣服、新鞋、新書包，我常常穿著縫著補丁的衣服或已經漏洞的鞋子，安之若素。孔夫子誇獎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這不稀奇，我就這樣，我們那的鄉親全這樣。不平靜地接受、不苦中作樂還能有什麼選擇呢？
我們從很小的時候似乎就理解大人的處境，似乎懂得分擔大人身上的重擔。生活像一塊巨石，你不想被壓垮，就只能做背負巨石上山的薛西弗斯。我們在盼望著命運的改變，等待著希望的曙光。可希望在哪裡呢？我們看不到。可沒有這種毫無根基的希望，又靠什麼生活下去呢？
反覆背負巨石上山的薛西弗斯（圖:公有領域）
每個農民大概只有一畝地，除了「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還要靠老天爺恩賜個風調雨順。可就算畝產5000斤糧食，農民的後代永遠是農民啊，永遠是這片土地上的二等公民。農民拿不到城市戶口，就像青蛙爬不出深井。1977年高考恢復之後，只有兩條路有可能改變身份：上大學和當兵。
不想被壓死 就只能如薛西弗斯一樣推負巨石
不管農民知不知道這些道理，他們本能地希望孩子讀書。奶奶教我認字，我上小學之前就認識很多字了，爸爸還編了個順口溜：「小滕彪，七歲了，八百個字會認了……」可惜我已經不記得她教我認字的情景了。我記得最常用到的一本書是綠皮的《注音農民識字課本》。奶奶得了肺病，65歲時去世了。我模糊地記得有一次放學回家，得知奶奶去世，我蹲在炕沿下面低聲啜泣。
奶奶四五歲時，天花病毒肆虐，死了很多人，屍體就拉到山上去燒。某天奶奶昏死過去了，被大人送到不遠的南山上準備燒了。奶奶的媽媽傷心欲絕，她覺得孩子可能還沒死，就叮囑男人說別燒，於是就把沒氣了的小姑娘放到樹枝下蓋著。奶奶的媽媽回到家一直盯著南山不停地哭，哭著哭著似乎看到孩子坐起來了，就趕緊招呼人一起奔過去，發現孩子活過來了。奶奶小時候被纏足，這大概是漢人特有的邪惡風俗。七八歲時家人決定解開，但周圍人都笑話不纏足的女孩子，就又纏；纏的時候奶奶疼得大哭不止，大人只好作罷，但腳趾已經變形，無法回復正常了。
纏足是漢人特有的邪惡風俗。(示意圖/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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