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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的日記寫於1986年，當時我13歲，剛上初中二年級，後來高中也寫了一些，高中畢業之後直到今天，從未中斷過，除了被失蹤、被關押並且被剝奪紙和筆的時候。這極大地彌補了我記憶力不好的缺點，有些事情已經20或30多年過去了，但我仍可以精確到某月某日，憑藉當時的文字，當年的場景、情緒和事件的細節仍歷歷在目，宛如昨天。
好了，故事開始。接下來是第四集，《在黑土地上作畫》。
1931年前後，我的曾祖母帶著4個男孩兩個女孩，從山東蓬萊一路「闖關東」來到吉林，而其中1個男孩就是我爺爺。爺爺是老大，16歲，他挑著擔子，兩個籮筐裡裝的是他的弟弟妹妹。後來日本建立了滿洲國，為了養家糊口，他就給日本人打工。日本人走了之後，爺爺就種地為生。他是種地的好手，在南山開了不少荒地。後來爺爺生了病，腿腳不好，地裡的活幹不動了，他就推著兩輪車，到處去撿廢品。這在東北被稱作「撿破爛兒的」，不是那種走街串巷吆喝著「破爛兒換錢」的。我們姐弟四人平時走路看到廢紙殼、玻璃瓶、破銅爛鐵、牙膏皮等，也都撿回來，等攢到滿滿一車後，就和爺爺一起推車到縣城裡的廢品收購站賣掉，然後可以拿出幾毛錢買一點餅乾或糖果，或者買幾隻鉛筆，剩下的補貼家用。
爺爺讀過書，會寫毛筆字，我還記得他給人畫過鬼符之類，某人家的孩子得了怪病（一種皮膚病），央求爺爺來寫。這在農村很普遍，雖然我只看到爺爺寫過這麼一次。隔壁姓馬的叔叔，就常給人「跳大神」，不知道那和東北的薩滿教有沒有關係。燒鬼符和跳大神當然治不了病，可窮人沒錢去醫院，就只能求神求鬼，碰巧有病好的，就更加劇了「迷信」的傳播。醫療條件、經濟條件都完全不具備的情況下，鬼神提供了心理安慰。爺爺一直和我們住在一起，後來他得了腦血栓和半身不遂，去世的時候76歲。
家裡的小孩從來沒挨打 原來有一段辛酸緣由
我們姐弟四人幾乎沒有受到父母的體罰和挨駡，這在那時的農村是極罕見的。直到去年，我和姐姐聊天時才知道，背後的原因竟然是一段非常心酸的家史：爺爺奶奶有三個孩子，除爸爸外還有一兒一女。女兒去世的早，我從來沒見過這個親姑姑；大兒子就是我爸爸的哥哥，十一、二歲的時候，因為淘氣受到爺爺一頓暴打，他就一直哭著睡著了，在睡夢中猝死。
爸爸從煤窯屯考入樺甸老一中，每天騎自行車上學。他學習好，還是班裡的團支部書記，後來考上了位於長春的煤炭中專，學的是地質勘探。爸爸的哥哥死了之後，爸爸成了唯一的兒子，奶奶平時對他極為寵愛。爸爸遠走讀書，奶奶想他想的要發瘋，就一直哭，甚至到精神恍惚，幹活時失手點著了柴火垛。後來就發電報把爸爸叫回來了，爸爸孝順，看到這情況，就沒有再回去上學了。爸爸從早到晚鋤地、挑糞，滿手起泡，肩膀磨出血，奶奶看著心疼，有些後悔，就哭著說，你還是上學去吧。爸爸沒去。
爸爸孝順，看到家裡情況，就沒有再回去上學了。(圖:Pixabay)
爸爸有畫畫的天賦，農活之餘，他就拿著木棍在地裡練習畫畫。有人發現這是個有知識的孩子，就推薦他去煤窯小學當代課老師，爸爸就有更多的時間練習畫畫了。一個偶然的機會，樺甸文化館的一個美術大學生發現了爸爸的本領，就指導他畫畫，常送一些紙筆之類。他還把爸爸的作品送去參賽，第一次就獲得了 1971年吉林省農民畫會展的優秀獎。 1973年，爸爸畫的《今天早車送公糧》獲全國獎項，還在人民大會堂展出過。我沒看過，看題目就知道畫的是農民交公糧的喜悅場景。人民公社時期，送公糧是農村生產隊的一項最重要的任務。農民生產的糧食，除了交公糧、按指標賣餘糧、再留足種子糧之外，能分到的口糧所剩無幾了。爸爸還不知道那個殘暴的共產政權對農民敲骨吸髓的程度。
不想逢迎拍馬 30年未曾獲提拔
作品獲獎之後，爸爸就有機會「轉正」了。沒多久，蘇密溝人民公社（後來叫蘇密溝鄉）成立了文化站，爸爸成了首任站長。但爸爸老實巴交，他喜歡畫畫、寫書法、拉二胡、研究謎語、對聯和地方戲，對官場上的事情沒有興趣，對溜鬚拍馬那一套極為反感，所以他就在這個級別最低的位置上一幹就是30年，沒有得到任何提拔。
每到春節時，家家戶戶要貼春聯，親戚鄰居們就拿著紅紙找爸爸寫。時間長了爸爸就想，何不多寫一些到縣城去賣，我家就成了縣裡第一個賣春聯的。前一天熬夜寫，第二天天剛亮就搭車去賣。爸爸寫的不夠賣了，我們姐弟也跟著寫，都能賣出去。有各種門聯、春條、福字、「抬頭見喜」、「出門見喜」、「金雞滿架」、「肥豬滿圈」等等。後來爸爸乾脆拿著筆墨，現場寫。若干年後市場上出現了印刷的春聯，就沒人買我們手寫的了。
示意圖/Sam Tao/flickr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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