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的日記寫於1986年,當時我13歲,剛上初中二年級,後來高中也寫了一些,高中畢業之後直到今天,從未中斷過,除了被失蹤、被關押並且被剝奪紙和筆的時候。這極大地彌補了我記憶力不好的缺點,有些事情已經20或30多年過去了,但我仍可以精確到某月某日,憑藉當時的文字,當年的場景、情緒和事件的細節仍歷歷在目,宛如昨天。
好了,故事開始。接下來是第五集,《毒太陽照下來》。
媽媽是長安屯的農民,在集廠子小學上到二年級。她一輩子務農,種地,養孩子,忙於繁重的家務勞動。她眼睛高度近視,這也遺傳給了我,加上那時候家裡沒電,只能點蠟燭或煤油燈看書寫作業,這也加劇了我的近視。媽媽最怕青蛙,哪怕在圖畫書上看到青蛙也會受到驚嚇。我記得天旱的時候,她從水泡子裡挑水澆到稻子地裡,怕稻苗乾死。太陽毒毒地照下來,媽媽的汗水就大顆大顆地滴在稻田裡。還要隨時擔心一種水吸蟲,我們管它叫螞蜓。媽媽性格內向,沉默少言, 做了一輩子的農民,沒有享到什麼福。媽媽沒做過飛機,沒有機會看看外邊的世界。生活是如此沉重,命運是如此殘酷,在她的子女們長大了、剛剛獨立生活的時候,她就病倒了。
中國人極少用身體和語言來表達感情,我們家人之間就幾乎沒有相互擁抱、也幾乎不會說「我愛你」之類。那種愛是深沉的,淳樸的,極其內斂含蓄的,可以持久地、毫無怨言地奉獻自己的時間、犧牲自己的利益。我有時候真希望中國人改變一下,更自由開放地用身體和語言來表達,愛就大方地愛,大膽地說出來,需要的時候就給愛的人一個擁抱或親吻,這樣多好,何必遮遮掩掩、埋在心裡?也許這種身體的自我壓抑也是政治壓抑、文化壓抑的一部分,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慢慢好轉?
那種愛是極其內斂含蓄的,可以持久地、毫無怨言地奉獻自己的時間、犧牲自己的利益。(示意圖/HoangTuan/pixabay)
姐姐屬羊,農村都說屬羊的女子命苦。她喜歡唱歌,那還是港臺歌曲風靡中國大陸的時代;她有好幾個謄寫歌詞的本子,有些歌就是我跟著聽會的。還有些本子她抄寫美文、格言,她自己也寫詩、寫散文、寫小說,早早地就有作品發表在報紙上。高一的時候,她輟學在家。十四五歲的姐姐曾在臨江的山溝裡的一家磚廠幹最重的體力活,而招工的時候說的是記帳之類的活。後來爸爸到磚廠才看到姐姐已經累瘦了很多,就立刻用自行車把姐姐帶回家了。姐姐上山採藥材,擺攤兒賣香瓜、蔬菜,夏天騎著自行車賣冰棍兒雪糕,後來跟著師傅學攝影,開照相館,讀電大,到餐館打工,開小吃店,還在樺甸市文化館、社會救助站做過職員。她曾在商場裡租了一個櫃檯賣小百貨,1995年7月一場特大洪水,沖斷了輝發河大橋,沖走了姐姐的百貨,也沖散了她的婚姻。作為家裡最大的孩子,她幫父母承擔了很多。媽媽生病期間,我和弟弟在外地求學,一直是姐姐哥哥在病床前照顧。姐姐婚禮那天,爸爸動情地說,「爸爸的擔子一千斤,小梅的擔子八百斤」。姐姐哭了。我們在外讀書很辛苦,而鄉村家人所受的苦則是十倍百倍。
壓抑的才華與情感只能寄託筆耕
姐姐一直筆耕不輟,先是在樺甸報,後來是省級和國家級的報紙上發表作品,她還多次獲得全國文學刊物的獎項,是縣城裡相當活躍的作家。姐姐出生在這樣貧困的家庭和這樣荒謬的時代,受了很多磨難;可我知道,在她的文學世界,她可以享受精神生命的豐盛和喜悅。
出生在這樣貧困的家庭和荒謬的時代,姐姐受了很多磨難;但在她的文學世界,她可以享受精神生命的豐盛和喜悅。(Nils Stahl/Unsplash)
農村打工者的委屈說也說不完
哥哥也是在高中就輟學了。因為課堂淘氣,一個姓滕的英語老師狠狠給了他一嘴巴子,這極大地傷了哥哥的自尊心,他一賭氣就再也不回學校了。哥哥的成績還不錯,一個老師輕率的暴力簡直就斷送了哥哥的前程。那時候這樣「毀人不倦」的老師比比皆是,他們手裡不知道毀了多少孩子的未來。哥哥雖然比姐姐小,但農村的習慣叫法不算女孩子,所以他被稱作「老大」,他也把自己當老大,擔起保護和照顧兩個弟弟的責任。他辛苦地謀生:種地賣菜,收廢品,挖煤送煤,在木工廠打工,在蘇密溝鄉政府做過幾年臨時工,現在在蘇州送外賣。有一次運煤的時候被大貨車撞了,車頭撞壞了,索性人沒有大傷。還有一次,員警以沒繫安全帶為由要罰他20元,哥哥爭辯說這款農用車(時風380)出廠時就沒有安全帶。但員警根本不聽,哥哥氣得眼淚在眼圈裡。像哥哥這樣的農民、打工者,痛苦、委屈的經歷幾天都說不完。那一年,打工者孫志剛在廣州被活活打死。
弟弟長得又高又帥,學習不錯,在班裡一直是班長。後來考了大學,讀了研究生,在蘇州工作。他人緣好,脾氣好,工作認真負責,有領導力,前途大好;他重感情,有個美滿的家庭,有個懂事的女兒。他瞭解我做的事情,常看我的文章,對我的人權工作全力支持。可弟弟英年早逝,39歲時,就在胃癌的病痛中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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