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八)/洗腦教育

  • 時間:2020-06-02 15:48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語言不僅僅是表達和記錄的工具——語言自身具有構造現實的巨大力量。(示意圖/sasint)
作者按:臺灣中央廣播電臺邀我為「洞察中國」典藏計畫,寫一寫我的經歷,我想乾脆從出生開始寫,交代一下一個赤貧的、病懨懨的、自閉的、被洗腦的農村呆孩子,是如何變成教授和人權律師,並走向反抗專制這條不歸路的。那大概就是思想自傳了。寫自傳就跟寫遺言差不多吧,都是「讓歷史告訴未來」的意思。可是下筆之後才發現,歷史根本不是你剛剛丟掉的錢包,回去撿起來就行了;歷史需要你有直面自我的勇氣、需要仔細探索,而探索就要用到現在的、當時的你還沒有的知識和視角。那就是說,在關於「過去」的敘述中,你沒有辦法抽離現在和未來。不僅如此,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如何敘述自己的過去,又與你對自己的定位、對自己未來的期許和想像連在一起。我相信,你的生命裡流淌著無數他者的經驗和靈魂,正如你的經驗和靈魂,也注入了一些人的生命。

我最早的日記寫於1986年,當時我13歲,剛上初中二年級,後來高中也寫了一些,高中畢業之後直到今天,從未中斷過,除了被失蹤、被關押並且被剝奪紙和筆的時候。這極大地彌補了我記憶力不好的缺點,有些事情已經20或30多年過去了,但我仍可以精確到某月某日,憑藉當時的文字,當年的場景、情緒和事件的細節仍歷歷在目,宛如昨天。

好了,故事開始。接下來是第八集,《洗腦教育》。


我身體弱、個子小、缺乏常識、不愛說話,回家就看書、寫作業,別人的家長都是催促外面撒野的孩子「別玩兒了,回來寫作業!」 我的爸媽不需要,我一定認認真真地寫完作業,還要提前研究一下第二天要學的東西,這樣聽課更容易懂。有時候我回到家一直埋頭讀書,爸媽說:小春,別看了,到外面玩一會兒去!」於是我就出去玩兒。

那時候幾乎沒有什麼課外書,沒錢買。偶爾去縣城的書攤兒上,花幾分錢,坐在小板凳上看 「小人書」 ,就是每頁有圖有文字的連環畫小冊子。除了《水滸》《西遊記》之類,很多是共產黨的紅色文學。初中以後,因為應試教育的緣故,即使有課外書,也幾乎沒有時間看。只要對提高成績沒有幫助的東西,老師們都不會提倡。初中流行一些港臺小說,金庸、古龍,瓊瑤,大家都偷著看,我卻沒看過。 學校常常突擊檢查,就是趁學生們不得不去做廣播操的時候,自己搜查學生的課桌和書包,發現這類書刊,一律沒收;有時候還能搜出來黃色書刊,那麻煩就更大。如果我能穿越回去,一定替同學們維權,給老師們講尊重學生的隱私權、財產權啊,讀課外書有什麼不好啊。

抄課桌、書包查違禁書刊是學生日常

可我是個膽小的乖孩子,這樣的孩子被洗腦最容易了。不過我那時候不知道洗腦是什麼意思。我從來不敢質疑老師、質疑學校、質疑體制,我甚至不知道「體制」是什麼意思。小學時戴著紅領巾,唱著少先隊隊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老師告訴我們,最高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我那時有些失落,因為我活著大概是看不到共產主義了。我13歲的日記本裡,幾次提到「一定要為了社會主義而努力學習」。我們被灌輸個人要服從集體,小家要服從大家,為了國家、為了革命而犧牲個人生命是無比光榮的事情。我們的英雄是捨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堵住敵人槍眼的黃繼光、火燒全身而一動不動的邱少雲、「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雷鋒……我們當然不知道這背後是多少謊言,還有血腥。國家主義洗腦是極其有效的,對我們來說,「國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絕對的存在。為了捍衛「960萬平方公里」,我們都應該去戰場奮勇殺敵,必要時與敵人同歸於盡。現在想來,這根本不是培養人,這是培養奴才和人肉炸彈。現在回想起來,我和我的同學們似乎就是一顆顆沒機會爆炸的人彈。

這個教育階段的政治、歷史、語文教材,充斥著虛假的歷史、政治的宣傳和扭曲的價值觀。它灌輸集體主義、國家主義、共產主義,美化中共的歷史,它灌輸教條化的馬列思想和毛主義哲學,宣揚歷史決定論,創世論的政治觀,毫無羞恥地美化共產黨的恐怖統治。它生硬地割裂歷史,篡改歷史真相,宣揚漢族中心主義和「天朝主義」,抹殺被佔領和被壓迫民族的歷史主體性。

課堂教材、考試都是為洗腦服務

文科考試的標準化試卷,也是為洗腦服務,它極大地限制了學生的想像力、批判精神,限制了思考的深度和複雜性。我記得初中政治有這樣一道題:「為什麼‘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觀點是錯誤的?」 我覺得這八個字挺有道理的,但我必須用所學的理論來批判這句瑞士的國家格言,否則就是0分,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寫的,大概就是人的階級性之類;我會考試,知道怎麼得分。有些題沒有思路的時候,站在出題人的角度想一想就知道怎麼回答了。這種教學方法和考試方法教導學生的是,歷史、政治、社會,乃至文學,都有唯一的不容分說的正確答案。有時候明明贊同A,但只有B才是正確答案;這是公然鼓勵孩子們撒謊了。要麼你選B的同時對自己說A對B錯,這就是喬治奧威爾所說的雙重思想了。有在極權體制下生活經驗的人理解《1984》毫不費力。

學生們經常要寫 「學雷鋒做好事」的作文,可哪有那麼多好事做啊,只能造假。小孩子們想到也就那麼幾樣,扶老奶奶過馬路、拾金不昧啊,可馬路上哪有那麼多老太太和錢包啊。就算扶了老太太也不過是舉手之勞,哪來的那一大套心理活動,什麼「想起了雷鋒,想起了董存瑞」之類。這樣的教育就是在培養虛偽和矯情。中國文壇、政治和社會充斥著這類虛情假意、兩面三刀、假大空、肉麻和冷漠,絕不是一天兩天煉成的。除了學校,新聞聯播、春節晚會等,在語言党化、思維黨化和審美黨化方面,也居功至偉。

更多的時候,洗腦是「潤物細無聲」的。記得我很小的時候(事後分析,肯定是1977年),爸爸拿回來一張「你辦事、我放心」的宣傳畫,那畫上的毛澤東英俊瀟灑的形象,很難不讓幼小的孩子們產生親近、崇拜之感。孩子們長大之後,這種微妙的因素也是他們反思、反對毛的障礙。幾乎所有的政治、歷史和語文老師們,也是被這樣的環境薰陶出來、被這樣的體制生產出來。這些被洗腦的老師們繼續給學生們洗腦。如此往復。

人性是如此理所當然 但共黨教育卻遙不可及

政治化的極權文體和語言風格,也污染了語言的美感,減低了學生們的審美能力。語言不僅僅是表達和記錄的工具——語言自身具有構造現實的巨大力量。因此一切想要控制和改造社會的體制都企圖控制和改造語言。想想1984裡的 「新話」,操控語言的最高效果就是使一個人不可能產生異端思想,使一個人不可能成為真實的自己。小學和中學的語文和政治教育,就是極權主義操控人民思想和精神的重要環節。當然我們也學莊子司馬遷、李白蘇東坡,可是這些美文的比例很低,而且劣質的教學方法和考試方法也大大減損了它們的價值。再說了,光有毒藥、沒有營養的話,早把孩子們毒死了。

據說這是集中營倖存者、一位中學校長的話,每個中國老師和家長都應該背下來:「請幫助我們的學生成為具有人性的人,你們的努力絕不可以製造出學識淵博的怪物,多才多藝的心理變態狂,成績優良卻殺人不眨眼。讀、寫、算只有在能使我們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時候才具有重要性。」

人性,如此理所當然的兩個字,在中國共產黨的教育體系下,卻如此遙不可及。除了少數的例外,幾乎每個人都逃不出那強有力的極權思想黑洞,他們的思想、邏輯、表達方式、情感、審美等,在年幼無力抵抗的時候就被塑造了,一生都無法掙脫,一生都不知道掙脫。——問題在於,那些少數的例外者,到底是他們的幸運還是不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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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滕彪  北大法學博士、律師。2003年起在中國投入法律維權工作,2005年與13名律師獲選亞洲週刊「亞洲風雲人物」,曾兩度被捕,但仍不顧中國警告,於2014年在六四25周年香港紀念晚會批判中國。三個月後,終於舉家流亡美國,至今仍在海外為中國人權與民主極力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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