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愛國主義者為何順手牽羊?─從香港中大教授李薇爆紅談起

  • 時間:2021-01-20 19:15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香港中大教授李薇爭議言行的背後,其實是中國文革時代革命文化浸染的結果。(網路圖片)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的助理教授李薇,近日成為香港網紅。蓋因出生中國大陸年僅39歲的她,為貪圖小便宜、違規使用長者卡搭乘捷運交通,遭調查時,沒有絲毫認錯及反省態度,反而以「資本主義走狗」辱罵港鐵職員。而在更早前,李薇教授高調支持港區國安法,指責香港中大學生反對國安法是「浪費青春、縮短壽命」。更引人側目的,則是身為大學教授、月薪逾七萬港幣的李薇,竟然將他人祭祀先人的貢品食物取走,回家做成美食。香港人對此憤怒難平,認為這樣的人不配為人師表、居於港中大這樣的學術聖殿,更不配留在香港。

中港矛盾常常以生活中的小事、民間對立的方式呈現,這次的主角竟然是一位高校學者,令人側目。但值得細細探討的是,李薇身上一連串爭議言行的背後,其實正是中國文革時代革命文化浸染的結果。在這套革命文化中,政治立場的是非高於一切。追本尋源,在共產革命的歷史長河中,為了革命的目標而不擇手段的事例比比皆是。當革命文化落實於普通人身上時,道德便出現了異化和蛻變。

在今日香港 擁護國安法是革命大節 冒用長者卡是生活小節

共產革命者要區分大節和小節,這一論述來自中共軍事將領林彪。文革時期,位居毛澤東「親密戰友、副統帥」的林彪曾表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要看大節而非小節,男女關係或偷雞摸狗之類,均屬小節;忠於黨、忠於領袖毛澤東思想,才是大節。林副統帥當時的論述,有著複雜的中共黨內鬥爭背景。在當時的語境下,為了爭取中共內部官員對文革路線的認同,寬容領導幹部的其他錯誤、罪行似乎變得可以接受。這是一種政治掛帥、政治第一的價值選擇。對中國的公共行政而言,在政治至上的原則壓力下,往往以寧左勿右作為施政方針:因為即便過左引起爭議,那也是工作方法問題;但一旦是偏右引起爭議,那就是政治立場問題。胡耀邦、趙紫陽的人生結局便是未有領會大節與小節相互關係的寫照。

在普通人的生活中,當政治凌駕人性道德時,就會出現兒子批鬥父親、夫妻劃清界限的人間悲劇。文革雖然結束了,但這種政治高於一切的遺毒並沒有被祛除。李薇顯然深諳此道。她在新時代發揮了這樣的革命精神。港區國安法來臨時,她舌戰群儒學子,未有絲毫懼怯。而她拿走別人祭拜先人的貢品,冒用長者卡,都是無足掛齒的小節爭議。回看2019年反送中運動時,旅居加拿大的大陸富豪組成豪華跑車車隊展現愛國情懷,並痛罵香港人是窮逼。時人覺得不文雅,更有不少中國正直網民批判:這些官二代吸著中國民眾的血,在海外過錦衣玉食的生活,卻還恬不知恥地高喊愛國。但在強勢的官方愛國話語來看,加拿大這批跑車愛國者如何獲得跑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身上有愛國的立場。

在今日的香港,任何其他錯誤都是可以被原諒的,例如警察濫用權力,政府不作為或官員貪腐;唯一不能原諒的,就是抗拒港區國安法,抗拒港府推動的止暴制亂。在面對港鐵人員調查時,李薇以振聾發聵的「資本主義走狗」之言,喝斥資本主義香港的打工者,給廣大香港人上了一節生動、反諷又極具現實意義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課,更深刻延續了加拿大跑車愛國者要大節、捨小節的愛國精神,其革命素質之過硬,實非一般香港人所能理解或想像。

取走貢品 不敬神佛祖先 反宗教思維影響之大不容小覷

共產革命導師馬克思曾經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無神論成為共產革命的思想武器,宗教成為革命的對象。在1936年和1977年的蘇聯憲法中,均明文規定民眾有反宗教宣傳或宣傳無神論的自由。這實際上是為蘇聯官方打擊宗教提供了法律依據,亦反映出共產革命者對宗教的強烈敵視情緒。文革時期的1975年版中國憲法跟隨了蘇聯的做法,亦確定宣傳無神論作為公民自由。

文革後至今的中國,信仰危機四伏,黨政官員中求神問道者、占卜八卦者,絕不在少數。而面臨生活重重壓力的普通百姓,更是將宗教視為自己的精神寄託。特別是基督宗教在中國社會影響力的擴大,更是使得中國人的信仰成為舉世關注的課題。儘管如此,受到早前反宗教教育的影響,很多中國人只是將信仰理解成祈禱與索取,並未理解信仰在精神、道德層面的深刻意義。更令人憂慮的是,當中國華北地區疫情嚴重時,部分人竟將疫情擴大的責任歸咎於天主教的傳教士。反宗教的幽靈並未遠去。

華人傳統通常敬拜天地君親師,亦要祭拜祖先,香果貢品必不可少。但繼承了共產黨無神論思想的李薇,果斷的與天地君親師或祖先劃清了界限,絲毫沒有被宗教或是傳統民間習俗所束縛。她毫不猶豫地拿走了別人祭拜祖先的貢品,作為自己餐桌上的美食。面對質疑聲浪,她聲稱響應國家號召,不浪費糧食。可見,在其心目中,祭祀與信仰,是一種精神浪費;以食物去參與祭祀,是物質浪費。在李薇的心中,對先人、亡靈、信仰、神佛,沒有絲毫敬畏之心,大於天的反而是「國家政策」。用響應國策來為自己順手牽羊的舉動辯解,讓我想到一張文革舊圖片:衝進寺廟的紅衛兵羞辱僧侶,在和尚胸前掛上寫有什麼佛經 全是狗屁的紙牌。

毀壞道德的革命和政治 終會歸於失敗

政治掛帥、以愛國主義作為遮羞布,是今日中國社會之癌。以愛國之名,諸惡皆可行之。我們需要深刻反思的是,何以愛國、「革命」這些多少帶有一些嚴肅、正向色彩的辭藻,會成為毀壞道德的藉口和工具?為了追求政治目標而不擇手段,在共產革命的長河中其來有自。列寧與史達林便為了獲得革命經費,策劃實施了1907年的提比里斯銀行搶劫案。在他們看來,搶劫銀行、傷害儲戶利益,是小節;獲得革命經費、取得革命成功才是大節。這種沒有道德下限的做法遭到了包括「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在內的諸多革命前輩的譴責。但他們顯然已無法約束這群徒子徒孫的作為。不可否認,列寧一時成功了;史達林也登上了領袖地位。但革命者追求的美好新世界呢?革命死了,因為道德死了。最終,蘇聯這個龐然大物也死了。因為,凌駕於道德之上的革命,不會是真正的革命;用來當遮羞布的愛國者,也只是道德侏儒而已。

李薇固然可以在今日香港以愛國為自己辯解,但最終拋棄她的,也會是這個國。因為對這個國而言,李薇是小節,國才是大節。在浩大的共產革命工程中,李薇這樣的人只是革命的螺絲釘,微不足道,隨時可以被犧牲。當年在內蒙古大搞政治迫害、壓迫蒙古族的滕海清被犧牲了;提出大節與小節論述的林副統帥,更是摔死在茫茫戈壁。革命與愛國是雙面刃,可以殺人,但更能傷己。這或許就是革命的殘酷,也是「愛國」的代價。

作者:徐全(專欄作家、文史學者)


 

相關留言

本分類最新更多